近期，中國有兩次高官外放活動最受外界關注。一是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作為國家主席習近平特使，相繼出席了印尼總統維多多的就職儀式，以及日皇德仁的即位慶典；二是副總理劉鶴赴美進行貿易談判，中美貿易戰似乎迎來一線轉機。雖然美方此前曾稱劉鶴重獲「習近平特使」頭銜，但是從中方的消息看，這並非事實。
特使，顧名思義是肩負特殊使命的臨時差遣角色。多數時候，比如出席外國領導人的就職、葬禮、國家紀念慶典等，派遣特使乃禮儀性的做法。但是在中國當前集中統一領導的核心制時代，「特使」擁有了特別含義。相比於諸如副主席、副總理之類的黨政職務，特使雖然並非正式編制，卻具有極高權威，由最高領導授權冊封，相當於手持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言行代表最高領導。反過來，最高領導某種程度上也就需要為特使的作為背書、擔責。
在去年五月劉鶴赴美談判時，在政治局委員、副總理、中美對話牽頭人等一長串職務之前，首先冠以「特使」頭銜。而後，隨着中美磋商破裂、雙邊關係陷入僵局，其後的談判中，便不再被授予特使身份。因此，「特使」看似虛號，實際卻折射出領導層對中美關係走勢的判斷與信心指數。換言之，劉鶴重獲「特使」封號之時，就是中美關係回暖之日。
至於禮儀性特使，其級別、規格的拿捏，也值得玩味。此次北京派出正國級的王岐山作為特使赴日祝賀，直觀顯示了對中日關係的重視。在中美膠着之際，維繫中日關係穩定格外重要。在中共十九大以來，派出正國級特使，這是第二次。此前一次是去年九月，由人大委員長栗戰書作為國家主席特別代表，參加北韓國慶。北韓是特殊盟友，自不待言。而日本獲正國級特使待遇，是中日關係的一大利好信號。
雖然國家副主席的首要職責就是代表主席參加一些外事活動，但是並不輕易出面，比如一些外國元首就職儀式，多以其他官員代勞。例如今年初的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就職儀式，由人大副委員長吉炳軒作為習近平特使出席；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連任，由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往賀；去年津巴布韋總統姆南加古瓦就職，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蘇輝出席。巴西是金磚國家，而委、津都是中國傳統友邦，但特使有副國級，有正部級，相當意義上折射出其在中國外交棋局上的輕重浮沉。最近印尼總統維多多就職，中國則派出王岐山作特使，顯示了對此東盟大國的重視。
另一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常設特使的增多。十八大前，中國曾設立過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中東問題特使、非洲事務特使，這些特使非一次性授權，而是長期負責專項外交工作，均由資深外交官擔任。十八大後，特使崗位顯著增加，譬如，二○一四年設阿富汗問題特使，二○一五年設拉美事務特使，二○一六年設敍利亞問題特使。這一變化，與中國外交方針由韜光養晦轉向積極作為、主動出擊有關，以期更多地介入地區熱點事務，發揮大國影響力，爭奪國際事務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