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極端主義是不理智、盲目迷信，群眾是不動腦筋，依賴一個「大腦」。在納粹德國，「大腦」是首領希特拉；在邪教，則是他們自封的教主。無論是極端的右派政治運動、邪教化的宗教派別，總是有一個主宰人物來決定一切。
當然，這個主宰人物的權威來自非理性的世間以外，可實際上他只是一個標誌，身邊應有一群人在幫助他或挾持他，對外、對內這一群人都是隱藏不露，比主宰人物更為神秘。在煙霧迷漫、歌功頌德之中，群眾只知領袖，跟隨領袖死忠行事，不問情由，也不知道究竟是否領袖在發號施令，抑或是這個領袖早已成為傀儡。
事實上，香港今次的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暴亂，已經轉變成為政治極端主義，其標誌是逢中必反，逢共必反，不問理由證據，只信謠言。幸好並不是所有示威者都轉變成暴民，不過，他們的思維認知卻遠離民主、法治與理性，對暴民的暴行視而不見。而在暴民無知、腦殘的同時，有一「大腦」在從中指揮。
至於所謂暴亂「沒有大台」，不過是大台隱於其後。從暴亂的戰術、物資人力供應與調配，以及臨場的調整行動，顯示的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體系在運作。文宣工作效率與效果都異常超卓，國際媒體的動員，本地媒體滲透把持，媒體報道的極有技巧地挑選協調配合，整個行動與靈活變通的體系因此成為了國際典範，反被英國、西班牙示威運動所抄襲。
這樣的體系是高度中央集權，走在前線的暴民，乃至示威的「和理非」群眾，不過是棋子，按指揮而行，不需思考，不需決定，只要跟隨指示、指揮便是，變成了完美的機器。相對於歷史上的邪教和政治極端主義，香港這個組織有着美國戰爭體制的高效率和高效能，實質上勝於之前其他地方的「顏色革命」，或許正是此前「顏色革命」的檢討反思帶來的極大進步。
不過，組織性怎樣改善，性質還是一樣，以隱藏的「大腦」來駕馭指揮不用腦的死忠信徒，讓他們衝鋒陷陣，爭做義士、烈士。香港的特殊性是「大腦」十分隱藏，也不用前台人物來領導，把「佔中」的領導、泛民議員都邊緣化，一方面用文宣工作輔以社會媒體電台，把反共、反中、反政府、反警察的意識不停地灌輸，也愈來愈針對閱歷不足、空有理想的大中學生；另一方面，用嚴密的組織（類似情報工作的方法）鞏固帶領暴亂的骨幹分子，讓他們發揮推動暴亂和示威演進的作用。
對付這樣的極端怪物，只有一條，就是打擊其「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