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反對派及其大狀們多年來在和中央鬥「法」，發動政治攻勢時，常常搬出他們的「看家本領」普通法「論述」一番，攻訐中央、人大常委會「違反《基本法》」、「搞人治」，甚至否定全國人大乃最高法定權力機構的憲政地位，否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立法權、解釋權和監督權，好像普通法可凌駕在一國之上，國家憲法之上，好像香港的事情，「一國兩制」的事情、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事情，要由他們「掌握」的普通法說了算，狂妄得沒邊且十分可笑。
當年北京制訂「一國兩制」，九七回歸後香港保留原有司法制度、實施普通法，是為了有利香港的平穩過渡、政權順利交接，實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不料，這個務實、利港利國的善良願望很快遭到反對派及其司法中人的惡意挑戰，他們用香港的司法制度和對普通法的「詮釋」，攻訐中央在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中規定的種種權力，他們還肆意否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問題作出的決定，詆毀「人大解釋權」是「人治」。他們以普通法為武器，配合反對派在一系列問題上掀起政治風潮，他們甚至在普通法中搬出甚麼「違法達義」，組織「佔領運動」，以「法」亂政，摧毀香港法治。
「匹夫無罪，懷壁其罪」。普通法無罪，是別有用心的反對派及其司法中人利用普通法「反中亂港」有罪。不過，他們頻頻這樣幹，也將會危及普通法在香港特區未來的命運。普通法在香港的實行畢竟為他們提供了和一國鬥「法」的便利。三十年之後，朝廷慎重考慮是否還要在港實施「一國兩制」、如何實施「一國兩制」時，普通法的功能、利弊在國家實行成文法之下如何「相處」、存留與否更會好好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