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的從政背景是「富二代」加「官老爺」。「富二代」使他不知民間疾苦，很有優越感，舉止輕佻，說話隨便；「官老爺」又使他嘗到了權力的好處，嘗到了當官的威風。按照共產黨早年間領導人民翻身得解放、建立新中國的政治要求，富家子弟要想參加革命，擔任「黨的領導幹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前，要有一個艱苦的思想改造過程，要去掉富家子弟的「剝削階級思想和生活作風」，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有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後，才能一步步的提拔到領導崗位上，真正能夠懂得用手中的權力「為人民服務」，當好「人民公僕」。
當然，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中共早已從革命黨成了執政黨，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先富起來的人」有不少已經入黨從政當官。因此，在富裕人士和富家子弟與當官從政之間早就不需要有甚麼「思想改造」的過程了，「直通」可也。
董建華是從「船王之子」「直通」行政長官的，商人與大吏無任何間隔。唐英年作為「富二代」，商路進仕途也是「直通」，不過，要當特首需慢些，官職要一步步的升。這樣，他在官場自然要泡得久些，滿身的官氣會濃些。
董建華從大商家而一下子成為香江特首，中間沒有一個「染上官場習氣」的過程，加上老董屬老一輩，「家學淵源」，讀過一些聖賢書，大抵知道做官要「忠君愛民」，心思尚在正路上，說話辦事不失繩準。唐英年則時髦得多，他這個「富二代」可說完全未經憂患，嬉戲得很，大概是從小不缺錢、很有錢吧，對錢也就沒有甚麼感覺和興趣了。於是，當官從政走仕途成了一種「證實」自己的又一選擇，成了一個比追求財富更刺激、更有成就感的「自我實現」。當然，我們也不能輕易懷疑初入官場的唐唐是有過一番「幹出一番事業」的抱負的，可惜，官場是個大染缸，對「富二代」尤具「腐蝕性」，現在的唐唐還不如官場初哥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