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課最大問題，是不以學習知識為基礎，而是妄求學生有精辨批判能力。屬未學行先學走，本末倒置。
批判的能力來自深厚的知識，在此基礎上才能比較、思辨。知識不足來強求批判，不是人云亦云，專事抄襲，便是胡亂批評，或套上公式，徒具形式，也使學生誤以為這樣便是有智慧的批判精神。強詞奪理，聲大夠惡便可以。
通識更以時事為重心，可惜沒有系統地教授政治學，連民主人權自由的歷史和制度演變也弄不清楚。國際政治，地緣的複雜因素，歷史文化經濟資源條件也付諸闕如。學生與老師評論便不過複製報刊言論（不知報刊言論背後的偏頗執迷），或盲從老師個人的政治信念。這樣通識教育怎樣通識呢？不過造就沒有開放包容的思維方法與心態。
通識的基礎是多科際、多樣化的知識，要依賴其他的科目支持，最關鍵的是中國及世界歷史，還有地理、經濟、政治、社會以及科學的學科系統性知識，不是東抽一段，西抽一段，碎片化的教學。可惜歷史地理等科目在中學已變成可有可無，單只通識課，是本末倒置，也缺知識的支撐，教師與學生變得孤陋寡聞卻又充滿無知的自信，胡亂作出批判與評論。沒有紮實的系統知識，不知學問之無涯和自身的鄙薄，又怎樣可以養成開放、包容和願意學習的心態呢？
因此，不把通識課的設計思想修改，單只在教材的枝節檢查，並不可能把通識課撥亂反正，也不能教好學生。通識課要改方向，西方有兩個例子可供參考。
一是紐約大學出版社二○一○年出版了一本編著，供教師怎樣用絲綢之路例子來教授世界史、歐洲史，中國認同，以及政治學、哲學、藝術等。西方如此，香港當前參與一帶一路發展，當倣效，在通識課裏系統地把專門學科知識與一帶一路的歷史結合起來教授，且亦可着重經濟與文化交流（Moore & Wendelken 編， Teaching The Silk Road）。
另一是俄羅斯學者為首建立的「大歷史」新學科，把宇宙、地球、生命和人類的演化發展整合為超越傳統文理學科的界限，成為一宏大的知識架構，建立起與宇宙真實相符的新學科。他們通過國際學會來推廣這門新學科的研究與教學，意義比起傳統的整合科學更進一大步。通識課未必可教，但他們研究的不少成果亦值得在香港教授，以啟發學生和教師的思維（Grinin等編，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Big History：Exploring A New Scholarly Field，2014，網上供開放下載）。通識課要紮實，也要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