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訪問，問及香港轉型。我的看法是國際經貿政治體制正在大變，美國推動的對華新冷戰使變化更加快，香港再不能守株待兔，自甘被時代轉變所淘汰，但是香港要轉變並不容易。
一是既得利益者和保守的思想限制；二是人才不適應轉變，需要重新學習或引進新的人才；三是香港現時的人才怎樣安置？他們不願意重新學習來改變，甚或不願意作任何學習的努力。既在香港轉型時作不出貢獻，且怎樣安置他們更會成為社會以至政治問題。
近年香港本土化的政治訴求，很大程度是香港年輕一代不願調整知識、技能以及付出努力來適應轉變，而是以排斥內地及內地人在香港（包括新移民）來企圖維護他們在港的待遇不變。他們不可能是香港轉變的推動者和所需的人才，反而是抗拒和破壞者。
香港歷次結構大轉型，例如上世紀五十年代由轉口貿易變為出口加工製造業，九十年代由加工製造業轉為替轉移至內地的製造業作生產性服務，乃至近二十年的金融化，都使大量的就業人口和年輕一代不適應而被淘汰。
香港經濟通過轉型繼續發展，被淘汰的人卻失去機會，除非從頭努力，否則便沉淪於社會與經濟底層或從職場脫離。轉型變化得益者往往是新移民，不是土生土長的一群。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兩場轉型，香港經濟得到大擴張，被淘汰的還有足夠低工資的就業機會。但金融化使就業和收入兩極化，本地的港人便多失去長期工作，失業和退出就業市場的不少。大疫一來衝擊，生活的困境便全然暴露。特別是這幾年的大學生，學識技能已不適應正在展露的轉型變化，加上參與暴動者眾，令社會對之失去信任和信心，就業更形困難。
大疫底下，特區政府要救急扶危，但大疫之後，便不應過度補貼，使社會失去自我振奮努力的意志。不可能補貼年輕人買房產，也不能無限制地製造政府職位，以免年輕人失業，卻使政府機構人員臃腫，效率降低。在社會轉型發展中，應被淘汰的便讓他們不轉變就被淘汰。
香港的優勢是社會積累財富不少，年輕一代還可由父母供養。香港不少人樂於移民，也可以把不願適應轉變的轉移外國。若限制他們在移民後享受香港社會福利的權利，更可以讓他們日後社會福利的需求同樣轉移外國，減輕香港的負擔。
讓不願意轉變的人被淘汰，目的是汰弱留強，也為了騰出空間引進新移民推動香港轉型的新發展，為的是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