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以政務官為首的特區政府，對政策及政治問題都以「拖」作為應對方法。
香港存在着眾多深層次的結構問題，特別是自中英談判以來的房屋問題和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回歸後政策不變，而且變本加厲，以抬高地價房價、削減市場供應來惡化房屋問題，用金融化、股票化來將升級轉型的發展要求倒行逆施。
制訂政策需要科學化和反映社會實際需求，特區政府卻是背道而馳，不重用專家來參與制訂決策，也不理會社會矛盾，而把政策取向盲目地偏向於既得利益者。
特區政府決策的方向是把政策問題拖下去，不予解決，反讓其惡化，以滿足既得利益集團的要求。
政治方面，面對由社會矛盾和政策偏頗造成的政治矛盾，特區政府也是避重就輕，拖下去，不予解決，最後便由社會矛盾引發積累的政治矛盾日益惡化，結果被外力有機可乘，先是「佔中」，繼而是今年藉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發動起來的「顏色革命」。
同樣地，特區政府處理的方法也是拖，希望拖下去便使政治衝突自然消失。
於是，拖下去的政策實際上變成政府全面退縮，讓示威演變成暴亂，暴亂遍地開花，讓策動者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發動更多人參與示威與暴亂，也可以把暴亂吸納社會裏反政府的各方勢力整合起來，挑動政府和警察的衝突，讓策動者從容地安排布局，在多個方面配合下，把示威轉化為暴亂，暴亂化為奪權的革命。若政府不約束警察，毅然地一早有效鎮壓，動亂就不會衍生出來，也不會愈演愈烈，而且突破了一直以來社會對非法暴力的反對。文宣武衞，特區政府都缺位，沒有應對之策。撤回逃犯修例與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調查事件）都可扭轉形勢，林鄭政府本可以採取先動，卻遲疑不決。特區政府首腦退隱不敢面對政治挑戰，連警察每天的記者招待會都很遲才開始。
即使到了今天，香港的法治與經濟、社會穩定大受破壞之際，林鄭政府還是不敢果斷地用現有的政策與法制措施來止暴制亂，還是拖下去，意圖讓動亂自動停止，實際上卻是讓動亂策動者有時間和空間發動更激烈的衝突，也讓他們把香港社會更多的年輕人拉進動亂的隊伍去。
當暴民開始破壞機場、港鐵、交通燈等，動亂已轉入恐怖主義的階段，現時只是等待衝突釀成死亡，釀成嚴重的交通事故，再全面革命決一死戰。林鄭政府怎樣拖也不可能擺脫這樣的終極挑戰。
以林鄭為首的特區政府以拖為主的策略不戰而敗，怎樣對抗恐怖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