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頭工潮仍在翻騰，形勢發展波譎雲詭，各方都在盯着事態發展，包括北京。
對於這次工潮，北京的視覺不在碼頭一隅的爭端，而在於整個香港的政治局勢，甚至國際力量博弈的戰鬥格局，如何定性事件，如何評估發展，如何衡量結果，一切從宏觀政治層面着眼。其中包括這一點：擔心激進思維在勞工界抬頭，影響嫡系政團工聯會（工記）的發展。
當然，工記面對激進工會挑戰，絕非今日之事。回顧這個傳統左派工會，茁壯期正是港英殖民地時代，原因很簡單，因為在那個時期，工記就是「最激進」的工會！面對當權者，基層工人勢孤力弱，若要寄身投靠，工記自然成了可靠碼頭，會員規模因而迅速壯大。
然而，回歸易幟後，工記身為北京嫡系，政治位置亦攻守換位，由反對派變了建制派，由「反英抗暴」變了港府盟友，由工人組織變了參政團體，而激進工運的崗位就落入泛民工會手中。工記角色易位，好處是能夠分享權力，例如有代表坐進行政會議，亦多了政治籌碼為工友向兩地政府爭取權益，例如在內地成立服務中心等。但壞處就是在「和諧團結」的建制大牌匾下，難免在激進工潮中綁手綁腳，成為被泛民工會偷襲的缺口。經歷這次碼頭工潮，工記這份危機感應該更加強烈。
其實，要防止泛民工會搶飯碗，最直接的抗衡招數就是以激制激，只是在北京的「維穩」主旋律下，工記這支和諧探戈是很難不跳下去的。左派有這樣一個小圈子傳聞，說「嫻姐」陳婉嫻早年批評煲呔曾批得太兇了，結果在○八年立法會選舉被迫交出九龍東名單第一排位，最後會內核心黃國健當選，自己卻黯然出局。
這次工潮後工記會否改弦易轍？視乎工潮怎樣發展，如果爭加薪行動失敗告終，激進力量勢受打擊，屆時工記亦沒必要急於改變路線了。
王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