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群眾抗爭似乎已形成規律。首先地方政府貪贓枉法，無論是拆遷佔地，或興建高污染的工業項目，都是違法違紀，且高調壓抑反對意見，因此引起群眾反對，而愈是鎮壓反對意見，反對便演變成抗爭，幾十人開始會逐步擴大，至成千上萬人。
地方官員的習慣式反應，是增強武力鎮壓，一旦傷人，抗爭便會激化，甚至演變成暴動。結果，消息上報，最終是省政府或中央政府介入，由此而得到上級官員的調解，或是把項目停頓，或是把涉案地方官員懲處，都是以消解群眾憤怒來終結。
整個過程假若涉及的只是幾十人，便不會有如此演變，早被鎮壓掉。只要上千上萬人，阻塞交通要道，大規模的與防暴警察衝突，有人傷亡，便會按上述規律發展，即使有秋後算帳，地方官員其後還是執行政策不力，項目始終被終止，群眾始終勝利。
海外的人會說這是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但若熟悉中國地方史，這樣的抗爭規律不過是農民暴動、市民抗議的例子。武力現代化了，群眾通過通訊聚集更易，抗爭的內容還是土地，只是加上環保污染的新問題，這可以是中國公民社會的起源。但公民社會需要公民意識，涉及法律和政治上的公民權利，與現時農民的地緣血緣因素有差別，與城市居民就拆遷的一事一爭也不同。現時的抗爭絕大部分是官逼民反，中外歷史例子太多，但民反可以演變成暴動、革命，端視政府怎樣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