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管治方面最有「流動性」的看點，是何人出任行政長官，以及這位行政長官幹得怎麼樣。一般情況下，人們是把香港管治水平和行政長官的水平畫上等號的。香港管治出現問題，亂七八糟，行政長官要負最大直接責任，這也是政府施政混亂，激起民憤，社會輿論一定把火力集中在行政長官身上，甚至要求他問責下台的原因。
對於這樣的社會認知和壓力，從董建華到曾蔭權都深有體會。為了「緩和」乃至化解這種壓力，從○二年開始政府推出了「高官問責制」，其功能之一就是要為行政長官和政府施政「孭鑊」，必要時「丟車保帥」。然而，因為施政太差，管治不濟，董建華時代雖然玩了幾次「丟車保帥」，有政治高官問責下台，但還是保不住行政長官，董建華還是在中央「查找不足」的嚴令下「腳痛」下台，中央還是要以撤換特首來改善特區政府的管治狀況。
大概有了這個「教訓」，曾蔭權就不打算玩「丟車保帥」了。執政以來，無論他自己還是手下的問責高官，施政均亂七八糟、錯漏百出、民憤極大，皆不必問責下台，甚至連認錯、道歉都鮮有。曾蔭權在董建華政府身上看到，丟車保不了帥，就乾脆堅決不丟車，乾脆把高官問責制的問責功能廢掉。對於這樣的心思，曾蔭權的手下們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們可以放心大膽的「不負責」，不必擔心要為自己的工作不濟負甚麼責任，反正老闆會死保他們。這就形成了曾蔭權和他的「管治團隊」抱成一團，與問責制精神、與民意、與中央的要求相抗衡的局面，此乃香江亂源之一。
這樣的局面在今次「史上最廢」預算案風暴中最為突出。曾俊華自恃是曾蔭權的「真兄弟」，死頂民意的問責壓力，拒絕為此負起責任，對輿論的批評還強辯鬥嘴，伺機反撲。曾俊華之所以無視問責，狂傲若此，就因為他知道曾蔭權的管治「精髓」是只問私誼，不理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