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共產黨做的一件事特別反感，就是一個人若成為整肅對象，尤其是政治冤案，必先發動其子女大揭發大批判，百發百中，萬試萬靈。如「文革」初期批鬥劉少奇，就要其女兒劉濤出賣老父，她當然不甘落後，寫大字報張貼在清華校園，說「劉少奇每回坐在藤椅上都要王光美坐在他的大腿上，非常肉麻」，我一見就想：「當年令堂大人若不坐在劉少奇大腿上，焉有你？」
這種惡劣做法迄今不變，以致造成全國青少年出賣父母成風。我從來不出賣父親，若是出賣，我的腦袋早已搬家。我父親一向擁護國民黨，他為國民黨辦的《新中華報》和《天聲日報》寫詩，名重一時；我則在共產黨當後台的《民主日報》、《蘇門答臘民報》和《華僑日報》寫詩，唱盡共產黨頌歌。
一九六八年，「華僑小英雄」余亞周寫信給其兄余亞齊：「你一定要和華僑之中的現行反革命劃清界線。」余亞齊將信給我看，一笑置之，因為他深知我不是「反革命」。在我印象中，余亞齊比余亞周更英雄，更值得推崇。所幸共產黨沒派人向「四十一個小英雄」調查我的底細，否則，必有人對我父大揭發大批判。
如今說出真相就知我父親很不簡單，他和國民黨第二號僑務高官廖自然是知交，在國民黨報章被印尼政府查封後，廖在台灣電台問候我父，連我都聽到。我和父親真正和諧包容，「國共合作」，有同無異。我不知道全中國是否有第二個人也可以做到。
共產黨務必立即停止栽培家庭「二五仔」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