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大選前8天，成功委任巴雷特出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徹底打破大法官任命「去政治化」的神話。正如有論者指出，長期以來，大法官的任命被視為對傑出公職人員的肯定，前總統塔夫脫卸任後獲委任為大法官，就是最佳例子；而彼時的大法官平均供職年期只有13年，但1989年至今，這一數字卻翻了一番，剛去世的金斯柏格，自克林頓時代起擔任大法官，至去世時已接近30年。
由於大法官沒有任期限制，除非自願退休，否則大可以像金氏那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事實上，大法官的終身制，恰恰是美國政黨互鬥的最佳示範。總統能夠委任多少名大法官，端視有多少人退休或離世，在這方面，卡特的運氣最差，從沒機會委任大法官，奧巴馬是2名，特朗普更是3名，「收穫」最豐。
在此情況下，總統均傾向委任那些年富力強的法官，希望他/她能佔位子佔得久一點；而大法官本身，角色亦絕非「被動」。金斯柏格年前健康開始出現警訊時，便被部分粉絲指摘她早該在奧巴馬任總統時自願退位，好讓奧巴馬有機會委任自由派大法官；金氏則擺出一副戰鬥格，矢言要活得比特朗普的總統任期長（結果當然是失敗了）。
隨着美國國內意識形態鬥爭，左、右派民眾撕裂日益嚴重，大法官的判決顯得更加敏感，亦更加重要，法律界要求改革大法官任命制度的聲音一浪高於一浪。有人建議美國效法其他民主國家的做法，為大法官設立任期限制，例如德國是12年，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則為9年；第二是設立大法官退休年齡（例如德國是68歲）；第三是由現時參議院簡單多數表決任命提升至60票，由於兩黨在可見將來根本無法達到此一席位數目，反而有助任命程序回歸理性。
必須指出，這些聲音無疑用心良苦，卻可能流於書生之見，民主黨已視共和黨為破壞規矩的元兇，拜登一旦上場，能否頂住黨內報復性地增加大法官數目的壓力，還是未知之數，更遑論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