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改在高層層面塵埃落定。七大軍區一併作古，五大戰區業已開張。在關鍵的戰區軍事、政治主官選配中，思路十分清晰。五位戰區司令，四位由原來的其他大軍區司令異地調任，而這四大戰區政委則是本地原有大軍區政委就地轉崗。惟有中部戰區司令、政委，一為本地擢遷，一為軍委空降。換言之，五大戰區司令無一是本地留任。
具體來看，原蘭州軍區司令劉粵軍東調南京，擔任東部戰區司令。瀋陽軍區司令王教成南下廣州，擔任南部戰區司令。濟南軍區司令趙宗岐西進成都，擔任西部戰區司令。北京軍區司令宋普選北上瀋陽，擔任北部戰區司令。而原南京軍區政委鄭衞平、廣州軍區政委魏亮、成都軍區政委朱福熙、瀋陽軍區政委褚益民都原地不動，轉任東、南、西、北四大戰區政委。中部戰區方面，原北京軍區副司令韓衞國出任戰區司令，原總政治部副主任殷方龍空降政委。
這種大規模的調動洗牌，不禁讓人聯想其文革期間的八大軍區司令對調。一九七三年底，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十一個大軍區中，除了履新時間不長的三個大軍區之外，其餘八大軍區司令對調。而當時的方法也很清楚，即「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毛澤東還引用了當時流行的文革樣板戲《沙家浜》裏的唱段說，「就像阿慶嫂唱的『司令常來又常往』嘛。」
毛澤東談及司令對調問題時明確說：「一切行動聽指揮。調動一下有好處，也是加強集體領導，反對山頭主義，保證黨的絕對領導的重要一環。軍隊要統一，要整頓，要加強。」 後來，鄧小平在談起此事的必要性時也指出：「這是因為毛主席很懂得領導軍隊的藝術，就是不允許任何軍隊領導幹部有個團團，有個勢力範圍。」
一個領導在一個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種盤根錯節的關係，容易形成團團夥夥，特別是掌握一個大戰略方向的黨政大權的高級領導幹部，更應避免這種情況出現。雖然共產黨的幹部不至於產生像中國歷史上藩鎮割據、地方大員擁兵自重的情況，但是也應防止類似情況出現。
無論是就涉及範圍白是人事調動方式而言，本次五大戰區司令調整，都堪稱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升級加強版。
以古鑑今，無復贅言。其目的都是保障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集中統一，打破固有的利益體系和人事格局。
十八大以來，在抓捕郭伯雄、徐才厚等軍老虎的同時，軍隊人事已經進行了相當的調整。而此次軍改，隨着軍委部門重組、新軍種組建、戰區司令對調，人事進行了翻天覆地洗牌。其「威力」已經遠遠超過了八大軍區司令對調。
當然，人事調整往往伴隨着權力重構。昔日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時，就趁機「杯酒釋政權」，各大軍區司令履新後，不再兼省委書記，改變了文革以來形成的軍區司令兼任省委書記、黨政軍權集於一身的體制，「集中精力搞好軍隊工作，抓好部隊建設，準備打仗」。
時至今日，固然已經不存在地方上黨政軍集權的問題，然本次五大戰區司令調整，亦參考借鑑了分權策略。原有集軍政、軍令、軍備等於一體的大軍區體制被廢黜，陸軍、海軍、空軍等軍種總部掌軍政，戰區只掌軍令，互為牽制，相互制約，戰區司令「專司打仗」，無權負責部隊建設管理，解除了「軍政權」，與八大軍區司令「杯酒釋政權」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此處之「政」乃「軍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