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七公：問責制原罪未清 梁振英廣而擴之

董建華埋下亂象

梁振英擬重組的管治架構是建築於「高官問責制」基礎上的，而「高官問責制」的推行和擴展又經歷了董建華、曾蔭權兩屆政府。「高官問責制」的推行和擴展從一開始就被董、曾吹得天花亂墜。然而，十年下來，港人看到的是一開始就很不怎麼樣，而且愈來愈糟，不但未能改善管治和施政，反而比以前更加亂象紛呈、效率下降、無人負責。這個惡劣印象和基本事實的確成了「高官問責制」的原罪。現在，梁振英要在「原罪未清」的情況下，進一步擴展「原罪」的「可能罪惡量」，不遭到強烈質疑才怪也。

誰都知道，「高官問責制」的推出是九七回歸後，政府管治架構、決策施政、人事選拔任用等制度方面的大變，對香港傳統的文官制度、公務員隊伍衝擊極大，對「政治江湖」衝擊極大。董建華當年「說服」朝廷推行「高官問責制」的主要動機是出於他要改變自己是「空頭司令」、「手下無將」的處境，而這個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統領十八萬公務員」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不服」董建華這位「華人特首」，公務員高官們也大多持這種態度，董建華指揮不動公務員出身的司長、局長們，就想辦法「另起爐灶」，用自己「挑選人才」的「高官問責制」組建自己的管治班子。這樣，「問責高官」可以是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不一定非公務員不可。可見，「高官問責制」推出的「着眼點」只是董建華的「人事奪權」構想，以這樣一個「狹隘」的理由改變政府管治架構、決策施政、人事任用制度，肯定是相當輕率和「對偶然因素」過分放大了，這本身就不是對香港負責任的態度。

匆匆推出欠周詳

甚麼是「對偶然因素過分放大」呢？這就是對當年陳方安生的不合作看得過重。「人事」上的問題，只應該在人事層面解決，不應該動整個管治制度。試想，如果當年陳方安生不是採取「不服管」、「不合作」的態度，而是像港英政府時期布政司老老實實的臣服港督那樣「支持行政長官董建華依法施政」，董建華還會跑到北京那裏訴苦嗎？還會弄出一個「高官問責制」嗎？

中央那時也糊塗，太相信董建華式的「港人治港」——以商人老闆的眼光要求公務員高官都是他的夥計，加上北京的「中央集權制」意識——用人之權當然要牢牢抓在自己手裏，於是「高官問責制」就在極短時間構思下匆匆推出了。董建華遂過了一把當老闆的癮，然而很快就見到了一系列惡果。管治混亂、各自為政，不到三年，他自己就被中央要求「查找不足」問責下台也。

跟住，換上野心勃勃的曾蔭權當特首，他對「高官問責制」下行政長官大權在握猶嫌不足，又將其擴而大之，任命了一大堆副局長、政治助理，比董建華的老闆癮過得更足。然而，施政更加混亂。現在「高官問責制」的原罪和教訓還沒有好好清理、反思，CY就又要大事擴展，這難免引起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