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歸後，中央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不僅是制度問題，也是識人、用人問題，特別是對行政長官和一眾高官。識人、用人不對勁、犯錯誤，再「好」的制度設計也是枉然，也會搞得亂象紛呈、錯漏百出，自然造成經濟衰退，民不聊生，社會不穩，危機四伏。
中央在「港人治港」方面如何識人、用人，從來沒有清晰標準，這是因為中央對如何治理資本主義的香港，如何治理有着一百五十多年英國殖民地歷史的香港心中沒底，不知如何治理，怎麼會有這方面的識人、用人標準？於是，這麼多年就是「摸着石頭過河」。然而，摸着的這些石頭，似乎皆不能實現「港人治港」，無法成功「過河」，十三年來香港走入急流險灘，進退兩難。
其實，古今中外，不同時代、不同地方，識人、用人固然有不同要求和特色，但有些根本性的東西，涉及人品德性、心理素質的東西都是一樣的，對識人、用人尤其重要。西晉時期，有個叫傅嘏的人很有見地，許多人都想和他做朋友，其中包括當時一些很有才名的「精英人士」，如夏侯玄、何晏、鄧颺等，他們都想和傅嘏交往，但均遭到拒絕。於是有人問，此為何也？傅嘏說，夏侯玄雖然志向遠大，但眼高手低，名實不副；何晏說話玄虛縹緲，急功近利，好與人辯，必爭強好勝，清談誤國；鄧颺看上去像那麼回事，似有所作為，但他性情浮躁，做事有始無終，又喜爭名逐利，結黨營私，整天誇誇其談，嫉賢妒能。這幾個人，在我看來，皆道德人品不佳之人，躲且不及，何能交往？
這三位古人的人品、性情毛病，在今日「港人治港」的行政長官和管治班子諸君身上，皆有不同程度和方面之顯露，也即「港人治港」不濟，出了那麼多問題，和行政長官、管治班子的「人」的毛病緊密相關，和中央在「港人治港」中未能識人、用人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