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大人們，特別是專責港澳事務的大人，在處理香港事務上的思路（所謂港澳事務，主要還是香港事務），看來已出現了新的變化，那就是將香港問題從「內政」，回歸到「外交」的層次。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從中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開始，就是一個外交問題，中聯辦的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回歸前後的兩位社長周南和姜恩柱，就是外交系統的官員，而當時中南海直接負責香港事務的副總理錢其琛，也是由外交部長升任。
回歸之後，香港事務表面上變成了中國的內政，但其外交本質其實沒有改變，因為香港依然是個全開放的國際城市，國際社會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特別是美英勢力，繼續在香港積極活動，其影響力並沒有減少，在某些方面，更勝回歸以前也。
然而，回歸後中南海可能因為「內政」思維的影響，「港澳事務」感情濃烈，港澳辦的參與無形中增強，香港問題的外交性質逐漸淡出，但國際勢力在香港依然活躍，在此消彼長之下，也就容易產生問題矣。
二○○三年香港出現五十萬人大遊行的非常事件，原因無疑是多方面的，但一個客觀的效果，就是香港問題再一次「震動」了中南海的思維，並調整了對港政策，由國家副主席直接負責港澳事務，其中一個政策取向，就是外交系統重新介入香港事務，香港問題的性質，由內政「回歸」外交層次。
這個政策轉變的第一個迹象，乃是董去曾來後的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每次到北京述職的一個指定動作，就是盡可能安排外交部長與他會面。
第二個迹象，今年香港政改方案的「談判」和最終拍板的過程，儼然有美國參與的身影，美國駐華大使和駐港總領事，好像比香港建制派中人乃至特區政府，更早知道中南海會接受超級區議會方案。
第三個迹象，現在已經半公開，那就是由外交系統高官出任港澳辦主任，香港問題「歸位」，再次正式提升到外交層次。
當前中南海最重視的外交關係，乃是中美關係，從種種迹象觀察，香港問題已經成為中美關係的一個環節，而且在某些獨特課題上，更是敏感環節。
史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