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本地大學工作的物理學家說，香港與內地均太急功近利，不利科研的發展。在美國，許多學者能取得大筆研究經費，可以長年埋首實驗室進行研究而無後顧之憂。這些經費不問成果，不需要說明目標，「隨便科學家研究甚麼」，只有如此包容和自由的環境，才能滋生和孕育不同的想像和創新。

在香港，若學者要取得研究資源，就先要寫計劃書，先量化成果和研究的應用價值，先制訂時間表，並限時限刻交功課。因此，香港能做的科研，並不是拿諾貝爾獎的層次。

再者，有利科研的環境也不能太單一。剛被香港大學頒授榮譽博士的諾貝爾得獎者錢永健教授就這樣說，社會的多元對科研很重要。他在美國的實驗室聘用的人才來自五湖四海，正是他們的背景差異讓團隊間有不斷的撞擊，擦出火花。

大環境以外，科研需要「有夢想」的年輕人，但香港的大學生非常「目標為本」，成績好的都修讀金融，確保「搵到食」，很少學生選擇純科學，因為科研人員賺不到錢。因此，縱使年輕人對科學有興趣，急功近利的社會不讓興趣萌芽。

我問學者，高錕教授獲諾貝爾獎後，選讀物理的年輕人有否增加？他說，沒有。明白了。急功近利是香港人的基因，也許我們要承認這基因，也不要奢望香港能在科研的領域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