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八年的汶川大地震，到二○二○年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讓國人慨嘆鼠年流年不利。這次疫情集中暴露出了中國當下的治理困境，諸如訊息封閉、應急滯後、吏治昏聵、效能低劣、科研虛浮、公共服務嚴重不足等，甚至發生由於醫院床位不足，重症患者無法收治入院，只能待在家裏等死的慘劇。繼貿易戰之後，再一次打臉「厲害了，我的國」。
主流媒體依然因循壞事變好事的老套路，新聞報道充斥着國內眾志成城、國際積極評價、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內容，好像疫情是天大的成就。面對每天數以千計的新增患者、每天幾十條人命的逝去，迄今沒有一句正式的道歉和哀悼。
疫情至今，湖北和武漢官方受到鋪天蓋地的批評。當地官方掩蓋訊息、延誤時機、應對不力，是鐵一般的事實。老百姓的善良期待，被無情透支擊碎：本來以為經過了二○○三年沙士的教訓，應對疫情已有完善機制；本來以為經過郭美美事件，紅十字會已經有所改觀；本來以為在眾多科研造假問題之後，科技界作風會有所好轉……然而，事實證明，沒有最糟，只有更糟。
口罩數字讀錯三次的省長，一問三不知的衞健委主任，令人憤懣到絕望。管治團隊素養之低，超乎想像。官僚體制日益僵化凝固，遇事層層上報請示，相互推諉卸責。這背後有三個問題需要國人警示，一是官員為了烏紗帽，盡一切所能維穩；二是在反腐風暴下官員們失去尋租機會，倒向另一個極端，普遍的不作為，懈怠懶散，敷衍應付；三是權責不統一，許多權力上收，下層權力有限，導致反應機制緩慢，效率低下，武漢當地官員也有怨氣，因為很多問題不是他們層面所能拍板，而今卻成了替罪羊。
紅十字會是此次事件的又一個輿論焦點。在分配物資、訊息披露等方面，接二連三爆出醜聞，被譏諷為「黑十字會」。迫於民憤，湖北紅十字會「塌方式換血」，五名領導被撤掉三名。紅十字會本是民間公益組織，而在中國卻是一個鐵飯碗的官僚機構，有行政級別、有財政工資，其自我身份認同是黨政官員，而絕不屑於作民間組織，與社會處於隔膜狀態，缺乏有效的常態協作。在黨管一切的體制下，官本位主義有增無減。遇到突發事件臨時召集義工，結果手忙腳亂，千瘡百孔。這是「大政府，小社會」回潮的必然結果和典型縮影。
科學界的淪落同樣令人寒心，繼貿易戰的晶片風波後，科學界在此次疫情面前再被揭穿眾多畫皮。大敵當前，發表不負責任的結論，沒有充分依據地推介藥物引發哄搶，潑婦罵街式的回擊批評，爭着搶發論文。急功近利有之，譁眾取寵有之，投機取巧有之，唯獨沒看到有效的紮實成果。多年來形成的官本位體制、論文考核制，已經成為科學界的「毒瘤」。
愛之深，責之切。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尊重民意，誠實擔當，是所有為政者起碼的從政道德和做人底線。若不以疫情為契機，徹底反思，補足短板，何以謝天下而服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