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新型肺炎與二○○三年的沙士不同，一是死亡率較低，但輕病徵和無病徵帶病毒者多，不易防範，傳播較廣；二是中國內地這十多年富裕了，在國內國外流動性大增，來自疫源武漢的居民散布國內外，而且在春節長假期出入境人數眾多，病毒疫情容易演化成人傳人，患病的人數多和地域範圍廣，不像沙士主要集中中國和鄰近地區，而變成遠至歐美亦難避免。
一如沙士，新型肺炎在現時的初期應對方法，找出藥物治療和隔離帶病毒者是兩個重心。但因為傳播廣泛，無病徵帶病毒，隔離便要更嚴格，範圍便會從武漢、湖北、內地居民擴及曾到訪內地的境外居民。武漢封城因為是疫情源頭，但全國各地基本不封城，不過疫情嚴重也有封城的選擇。至於汕頭不封城，一是疫情相對不重；二是封城影響重大，容易製造不必要的恐慌和困難，背後的原因是內地各地區已經緊密融合，封城帶來的衝擊過大。
一些國家封鎖來自中國內地的居民或訪者，主因是它們與內地各個方面的融合有限，例如俄羅斯、哈薩克、北韓關閉與中國的邊境，意大利等停止與中國（包括香港）的空運，均是它們與中國內地融合程度低，為防疫情風險而採取的嚴厲預防方法，卻沒有自我鎖國，制止中國內地的人從別的邊境進入，理由是後者的社會成本遠高於疫情的風險，也容易製造恐慌和社會不安，對民眾的安全與生活帶來困難。
相對而言，香港、澳門與內地的融合遠高於其他境外地方，相類於內地城市，封關限制是必須，也應該對來自重疫區的外國人和香港居民採取隔離政策，禁止武漢等重疫區的居民來港。而限制政策可以因應疫情變化而作出調整，或是加重，或是放寬。若果香港社區感染嚴重，有如沙士般，更應該「封港」，以免禍延別的地區。但是，這些措施要根據疫情，聽從專家（包括本地、內地和世衞）的意見，衡量形勢，而不是從政治立場出發，別有用心地鼓吹煽動，製造社會恐慌。
當然，特區政府要擔當防疫抗疫的主角色，全力動用和保證公共資源投入。然而，長年的小政府政策以及在政治爭拗中已傷殘無力的政府，不可能對它有太大的期待。不過，香港社會最大的組織力還是特區政府，各方除了要提出建設性的政策措施建議，還要全力配合和扶助政府的防疫抗疫工作，醫護人手緊張便暫時不請假，更不能罷工。政府提供設施物資不足，公私機構要各盡所能開源節流地集中，社會應壓下紛爭，全力救災，表現出公民社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