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個政策局之中，還有部分未有副局長，一旦局長缺勤，常秘向誰直接問責成為大問題。《公務員守則》於是列明除非政府指定另一位主要官員暫代，否則在緊急情況下，常秘應徵詢政務司司長或財政司司長，這種情況在部長制成熟的西方民主國家中絕無僅有。

去年底發生的包機事件，保安局局長不在港，常秘無法聯絡局長李少光，又不敢越級請示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於是出現罕見的決策真空狀態，極大打擊了政府的管治權威，更令市民大失信心。亡羊補牢，《公務員守則》特別作出修訂，問題是，何時可招聘到副局長，以協助局長依法完善整個政策制訂與督導常任公務員執行政策的過程。

副局長聘用不到位，直接加重常秘壓力，令問責局長與常任公務員的磨合更見困難。可笑的是，今年高級公務員減薪百分之五點三八，竟然要與問責官員綑綁一起，令高官，尤其是最高層級的正副常秘極感不滿，盡顯政府領導層的政治智慧與手腕之不足及欠果斷。

老實講，首長級高官早已不滿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薪酬過高，與其政治能力及工作量不相稱，而且兩者之間的政治與行政上的分工，界線分明。當年董建華當機立斷，分開處理，如今曾蔭權的處理手法有欠公允，進一步埋下兩者利益衝突的伏線，政治上極不明智，令兩批官員的鴻溝進一步加深，磨合期更加漫長。

《公務員守則》極其量只能處理公開矛盾，但官場文化複雜，尤其是潛規則的形成，是政治而非行政的問題，才最為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