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甘銘添 圖：羅錦鴻
位於香港公園內的茶具文物館，主要收藏與茶具有關的文物，但消息人士向本報披露，該館雜物房隨意放了一批石碑，石碑刻有精細的書法，但不屬於該館藏品，且在搬運途中曾弄致破損。
上級扮神秘命不要問
消息人士說：「搬運文物應由專門人員負責，但該館卻由普通職員搬運，而職員曾向上級查問該批石碑，但上級叫他們不要問，故作神秘。」
康文署解釋，該批廿二塊的石碑，原屬於淺水灣古堡式建築物「余園」的外牆裝飾，該建築在八十年代末期拆卸，當時的拆卸工程承辦商和處理棄置建築材料的建築商，邀請藝術館及歷史博物館派員檢視石碑，並同意石碑由館方保留作進一步研究及參考。
刻上《宮詞一百首》
康文署指出，該批石碑刻有十九世紀廣東畫家的畫作和書法，其中兩塊寫上南朝著名詩人鮑照的《遊思賦》和中唐著名詩人王建的《宮詞一百首》，但非原作，全屬複製品，歷史及藝術價值不高，根據當時收藏政策，未能列為藝術館或博物館藏品，故一直存放茶具文物館儲藏室。
事隔廿年，在本報查詢下，康文署始說，隨着近年公眾對建築文物保育的重視，該署認為可考慮重新評估石碑在建築文物上的價值，而非單純以一般博物館藏品的歷史及藝術價值為標準，該署會要求古物古蹟辦事處派專家評估。
辜負捐贈者一番好意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陳淑莊表示「火滾」，批評康文署竟將石碑存放茶具文物館雜物房，可見文物管理混亂。她又諷刺地說：「放了廿年，本來不是文物都變文物了！」
立法會議員甘乃威說，「康文署不僅糟蹋文物，還糟蹋埋捐贈者的一番好意，人家送給博物館，都希望文物可以展示出來，而不是收埋。」他指很多文物都不見天日，問題在於缺乏管理，文物價值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看法，康文署應定期檢討文物價值。
學者：公開展示見證淺水灣變遷
淺水灣古堡大宅余園已灰飛煙滅，遺下廿二塊珍貴書法石碑，學者認為，該批石碑的價值在於反映出余園的歷史背景，最適合放在淺水灣歷史建築物海景大樓，向公眾展示，見證淺水灣變遷。
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蕭國健說，「任何文物都有其價值，要保留很容易，博物館一直都收埋好多文物，但無人理，便好浪費，問題在於如何展示出來，以勾劃出其歷史意義。」
勾起集體回憶
蕭國健指出，以這批來自余園的石碑來說，放置在海景大樓展示最適合，但單單展出並無意思，而要介紹余園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背景，勾起大家的集體回憶。
他說，三座余園各有特色，淺水灣余園屬海岸式長形設計，大埔余園為德國田園式，倣效傳統做法設置馬房但用作車房，般咸道余園則是法國式，門口有兩座鐘樓，可惜三座余園全部拆掉。
蕭國健又慨嘆，香港的文物點支離破碎，難以串連起來，相對於澳門成功爭取將歷史城區列入世界遺產，香港要急起直追。
香港大學建築文物保護課程主任李浩然說，該批石碑本身的價值不大，但作為余園一部分，則帶出一個訊息──以往被忽略的古堡大宅已拆掉。他認為，要活化該批石碑，可以放置在海景大樓，見證淺水灣歷史演變。
李浩然表示，「余園的價值在於顯示當時的有錢人，如何透過其物業來彰顯自己的社會地位，興建古堡則有當自己是國王的意味。」
三座古堡式余園已拆卸
淺水灣「余園」為余東璇別墅，建於三十年代，在八十年代已拆毀，其所在地現為豪宅「淺水灣道五十六號」。余東璇對古堡情有獨鍾，建有三座古堡，分別位於淺水灣、般咸道和大埔，均取名「余園」。
余仁生創辦人余廣在一八七三年離開家鄉佛山，到馬來西亞發展，當時鴉片氾濫成災，當地錫礦工人因工作辛勞而食鴉片，余廣決心以中藥解救礦工，在一八七九年開設藥舖，取名「仁生」，希望可以「仁澤眾生」。
余廣在余東璇十三歲時過身，余東璇完成學業後繼承父業，令余仁生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打出名堂，更將業務擴展到香港和內地。除了余仁生，余東璇還發展錫礦和橡膠業務，成為世界十大華人富商。余東璇亦是馬來聯邦華人代表，最終成功令馬國禁鴉片，圓父親遺願。
余東璇於一九四一年去世，其妻則於一九七八年過身，三座「余園」由他們子女共同擁有，最終陸續變賣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