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一位剛畢業的學生找我茶敍，小妮子哭喪着臉，說男朋友剛被判入獄，但他是無辜的。她男友是公司老闆，某天將貨品送到一座工業大廈的客戶手上，後來這批貨被發現是賊贓，男友被捕。他在庭上辯稱，自己入貨時不可能知道那是賊贓，疑點利益不是該歸於被告嗎？
但是法官大人不這麼看，他直指小妮子的男朋友不誠實，因為對方接受盤問的時候答得很快，應該是老早就想好了砌詞；另外，工業大廈內的經營者，大多數在早上九時之後才上班，對方的口供卻說在八時半送貨去，故不可信。
小妮子深深不忿，惟有找我評理，她說：「老師，我男友是被人冤枉的，接受盤問時理直氣壯，當然會回應得快。客戶上班時間更是有早有遲，為甚麼在九時前送貨去，法庭就認定口供不可信？」她對男友的不白之冤大惑不解，想無可想，問我是否因他之前種下惡業，故要受惡報。我問：「你男友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嗎？」答曰：「這個嘛，他經常用橡皮圈射貓，又曾讓一隻白兔浸死了。」
我聽了唯唯諾諾，勉強說：「也可能是吧。」小妮子初踏足社會，看很多事物仍充滿美善，我不忍心太早將現實告訴她。現實就是，香港號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很多時形同兒戲。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涉恐嚇記者，有現場錄影片段為證，但就因為記者受恐嚇時反應冷靜，面帶微笑，就被指為不誠實。這跟我學生的男友因回答質詢時反應快，就被指不可信，情況如出一轍。
而更殘酷的現實，我當日絕不忍心直言相告，那就是小妮子的男友並非富商，不是傳媒大亨，也沒有外國勢力撐腰；否則，有罪亦可能被判無罪。
唉！香港法律是信不過的，遇有不平之事，我寧可小妮子推到因果業報之上，還能討個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