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段時間，內地最熱門的詞，非「地攤經濟」莫屬。先是政府大張旗鼓號召「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但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出現了大反轉。京滬帶頭明令禁止，各間央媒大潑冷水。朝令夕改，百姓無所適從。
固然，地攤經濟有其缺點和問題。比如，可能會影響環境衞生，造成交通擁堵等。北京就是以此為由，予以封禁。其次，對於地攤經濟的作用也不應肆意誇大，陷入「大躍進」式的思維，蜂擁而上。畢竟，要真正提振經濟，製造業、技術創新等才是主力軍，地攤則相當於游擊隊。如果將地攤經濟作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那無異是一部「抗疫神劇」。
然而，在當前疫情陰霾密布、經濟舉步維艱之際，地攤經濟卻實在不亞於救命稻草。就業是民生之本。疫情衝擊，全球供應鏈斷裂，大量中小企業訂單歸零，工人失業，嗷嗷待哺。而這部分人正是生活最艱難、就業最不易的困難群體。地攤經濟門檻低、成本低，是窮人餬口保命的及時雨。但凡能擺攤烤肉串、賣茶蛋，一家老小就不至於衣食無着，不至於為孩子的學費發愁。
但在某些官老爺的眼中，地攤就是低端產業，必須叫停。就像幾年前的「低端人口」那樣，必須驅逐。否則，就會有損國際大都市的臉面。殊不知，大都市如今高樓林立、通衢大道的光鮮，正是無數「低端人口」用自己的青春血汗建造而成的。城市，是市民們的共同家園，而不是官員私產和充大頭的工具。有句俗語叫作：「死撐面子活受罪。」如今卻是官員死撐面子，讓老百姓活受罪。
地攤並非經濟支柱，但卻是兜底的保障網，是撐過難關的擺渡船。一九七八年，胡耀邦廢除了毛時代的上山下鄉，允許知識青年返回城市。短短幾年，一千多萬知青返城。而當時剛剛走出文革的中國，民生凋敝，百廢待興，根本沒有崗位接納如此多人。於是乎，大街小巷的地攤興起，不僅解決了大量就業，穩定了社會，而且成為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一支生力軍。
至於地攤經濟給環境、交通等會帶來的影響，需要放在城市管理大局中進行動態解決，辦法總比困難多。抱守「硬性維穩」的思維一刀切，豈非因噎廢食？不僅是懶政，簡直是惡政。面對經濟滑坡，高層仍舊強調今年要決勝脫貧攻堅。地攤經濟恰恰是貧困人口自力更生的重要方法，捨此良策不用，卻強調政府扶貧，豈非南轅北轍？非蠢即壞。
朱軾是清朝康乾年間的儒學名臣，擔任浙江巡撫時，一心要實現「堯舜之治」，按照古制之儀教化士民，禁止燈棚、水嬉、遊山、聽戲諸事，實際上也是打造「高端城市」。然而那些抬轎、賣漿、市餅的小民，紛紛歇業破產，民怨沸騰，社會秩序反而更亂。等到朱軾調離，李衞繼任，「不禁妓女，不擒樗蒲，不廢茶坊酒肆」，「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細民頌禱」。自命飽讀聖賢書的朱軾，口碑反不如捐官出身的李衞。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