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匯管理局發布新令，自今年九月一日起，境內銀行卡在境外提現和單筆消費一千元人民幣以上，都要由境內的發卡銀行向外匯管理局報送。這是中國外匯管制、防止財富外流的最新措施。此前已發布限制，從七月一日起，將原來每人每年可向境外匯出等值五萬美元的限額降低到一萬美元，且嚴禁境外買房、炒股、投資、購買保險，個人只容許旅遊、消費和留學的支出。
中國經濟走向如何還有爭議，目前問題的大小，各個行業的感受也不一樣，但就外匯和財富流向的變化數字來說，是明確具體的。一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兩年來從最高的六點二，一路貶值到去年底的接近七。國家外匯儲備更是從四萬多億美元減少到現在的不到三萬億美元。這些說明了甚麼？
上世紀七十年代改革開放前，文革後復出的某位元老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由於粵港的經濟差異巨大，爆發大批的廣東民眾逃港潮，政府被迫出動武力干預，攔截、捉拿、驅趕。老領導面對亂象，沉痛地說：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窮啊。將來我們富了，就不會有人跑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富了，政府一躍成為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同時老領導的孩子們經過歷練，成為紅二代領導。可是人們驚奇地發現，窮人一般不再往外跑了，富人們開始大規模地移民，轉移財富。為甚麼？
首先是不安全。由於權力肆虐、難以監督，近年只聽依法治國響聲大，但始終繞不開黨的最高權力和各級領導的意志。而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回歸，紅色基因的重提，勤勞致富的害怕再被共產批鬥，官商勾結或直接因權而富的，更是感覺到政治的兇險。用權力獲得的，同樣可以用權力拿走。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都在轉瞬之間。
不管是否帶走財富，能跑出去的人身至少安全。湖南富豪曾成杰被執行死刑，大連實德老總徐明死於獄中，讓人唏噓。而從薄熙來黑打，到下台的國安部副部長馬建、河北政法委書記張越，動用國家權力插手企業，順昌逆亡，讓企業家和富人們膽戰心驚。
再就是發展難。稅多、稅重，玻璃企業福耀集團的曹德旺，投巨資在美國設廠，他公開表示中國稅負成本太高。娃哈哈集團的老總宗慶后訴諸媒體，出示單據，說企業要交五百多項稅費。發改委回應，沒有那麼多，就三百多項。除了各種稅、管理費，還有權力機構、資源金融部門的各種拿、卡、要，國企做大做強背景下的鯨吞擠壓，讓許多民企和企業家舉步維艱，被迫出走。
財富轉移只是一方面，隨着經濟的周期、稅率匯率的變動、市場的機會，還是有出有進。最關鍵的是人才的流失。愈來愈多的人已經或正在移民，不管是大富還是中產。高官不便移民，也會把老婆孩子弄出去。國內外對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或許還有爭議，但教育、環境方面的優劣，誰都明白。希望孩子在國外上學，自己能在國外養老，就這麼簡單。
富人和精明人都走了，剩下的就是窮人和不開竅的。窮人老想着共產、革命，最終的結果不重要，每一次的反腐都讓他們高興。不開竅的更願意權力集中，舉國體制辦大事，反美反日快崛起。至於個人權利、民生福祉、政治民主，對他們來說，哪有國家強大重要？
防止財富流失，再多的措施也不如落實法治、減稅、公平的競爭。人才早已解決了吃飯的問題，要想留住他們，就得讓他們說話，參與管理，政治上民主，選擇上自由，對人權的尊重。說到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只是喊喊口號，還是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