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去了西昌，一個剛同發兩顆衞星的航天城，親身感受國家日漸強盛。西昌市所屬的涼山彝族自治州，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必經要道，其艷麗景色保留着天然秀氣。返回香港，同樣的激動心情出現在人民幣進身特別提款權（SDR）的一份報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此流露刁難，令社會誤解安排遭到否決。
長達63頁近三萬字的IMF報告臚列了人民幣的不足，認為英美也需要有合適的人民幣匯率，歐央行亦需建立離岸人民幣匯率，以便計算SDR的每日價值及利率水平。對於採用哪個人民幣匯率，則指內地匯率（CNY）和香港離岸匯率（CNH）存有偏離，CNH並不是完美的匯率風險對沖工具。
SDR誕生在一九六九年，於固定匯率下，它的幣值等同美元；一九七一年美元與黃金脫鈎，布雷頓森林協定隨後崩潰；一九七四年SDR與十六種貨幣掛鈎，包含服務貿易達1%的國家，包括日圓在內的貨幣都被納入；一九八一年籃子貨幣減至五種，日圓仍然與美英和兩歐洲貨幣保持成分地位。
日圓到底有多強，筆者在八○年代入行目睹它的變化。日本在二次戰前已實施外匯管制，一九八○年代外匯法規才全面被修改。與國際銜接的改革始於一九八六年，日本開設了離岸金融市場，可隨意交易的離岸日圓（JOM）才正式拓展。惟有利對沖風險的遠期外匯限制直至一九九八年才被取消。當年日圓被接納為SDR成員時，其「廣泛交易」程度值得商榷。
時而世易，提升嚴格要求應也可接受。就算如此，香港CNH已十分多元化和普及，那需倫敦或紐約作主場。
二○○四年香港創立了人民幣清算行，十年來離岸資金池不停壯大。二○一一年六月財資市場公會建立了CNH外匯定價，兩年後再推出同業拆息HIBOR利率定價。今天不但遠期外匯交易蓬勃，而且更有外匯期權、利率掉期，交叉貨幣掉期等衍生品交易，報告怎可僅依賴兩年前的二○一三年初國際結算銀行（BIS）數據來反映其交易量。
除時間謬誤外，美國從來就沒有同業拆息定價，美元LIBOR也是英國的，歐洲更不屬其中，為何強提人民幣應有這些市場定價。
香港良好的金融基礎設施，報告隻字不提。例如可供歐美時區的即時支付系統（RTGS），提供CNH流動性的回購協議（Repo）及隨時可加額的本幣互換協議，處理點心債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等等。況且，香港還有無數的人民幣產品，如黃金公斤條、ETF等各類人民幣基金、人民幣保險和人民幣MPF強積金等，這些產品皆沒有地域限制。
今天，經濟無法依賴股災後的財富效應或由此帶動的消費，低匯率助出口的策略再度被重視。在可見的將來，人民幣國際化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仍然不少，但無論如何，這也抵檔不了香港CNH可扮演的角色。
具三十年經驗的資深銀行家，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及MBA課程協理主任、香港銀行學會高級顧問、教育局資歷架構的銀行業培訓諮詢委員，分別於英國和香港取得金融學等三個碩士及博士學位。
作者：陳鳳翔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