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政府就提出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不能重蹈西方發達國家經歷過的「先污染、後治理」覆轍。惟中國非但未能實現該目標,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數十年間,反而變本加厲地重演西方悲劇,一再以破壞環境換取經濟發展,留下的只有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久久難以修復。
陝西省安康市白河縣境內有兩條污染嚴重的河流,不僅不能再供人畜飲用或灌溉,且連水生動植物都無法存活,原本清澈見底的河水已變成污濁惡臭的褐黃色。原來該區域早在幾十年前就到處是硫鐵礦場,無節制的開採導致重金屬等污染遍布,並一直延續至今,當地政府雖然先後投入逾五千萬元進行治理,多年來卻一點作用也沒有。
有專家指出,依照當地目前的污染程度,至少還需拿出六億多元治理費用方可見成效,而這對於一個小縣城來說,無疑又是一筆沉重的財政負擔。既知今日,何必當初;說白了,先污染、後治理模式就是一種本末倒置、花冤枉錢的愚蠢做法,像對雲南滇池、祁連山、騰格里沙漠等污染治理中的資金投入動輒便達數百億元;當局早前又發起對大氣、水、土壤的「三大戰役」,無疑都是亡羊補牢式的勞民傷財工程,而且成效難測,真是何苦來哉!
然而,這種畸形發展模式及帶來的生態危機,並不會讓所有人警醒,我行我素乃至屢教不改的亦大有人在,譬如近期爆出的祁連山非法採礦事件,據指涉事礦區已在當地存在十四年;而在三年前,祁連山就因為氾濫的非法開採導致災難性破壞,當局並開啟了空前的生態保護戰和問責風暴,那又該如何解釋這個非法礦區的存在?哪些領導幹部在搞官僚主義、敷衍整改,又有哪些監管機構、公職人員收受礦主利益,為對方充當保護傘,認真起來並不難查,怕就怕又像秦嶺違建別墅案那樣,官場上下沆瀣一氣,陽奉陰違,將自然及政治生態環境一併破壞殆盡。
可以見到,西方發達國家在推進工業化進程的早期,確因輕視生態環境而遭致各種報復,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才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於投入巨資治污的同時,陸續將一些重污染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完成「先破壞、後治理」的艱難歷程。中國則成了重要的「接盤俠」,不但承接了西方國家大量重污染企業,一些地方政府還將對方落後的發展理念全盤照收,在生態治理上不願轉變思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此事背後存在眾多利益糾葛,尤其置身在GDP論英雄的大環境下,迫使地方官員必須在破壞與發展中作出抉擇,為了個人前途命運,一切都可以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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