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北京推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政方針。那時港人對此有疑慮，主要是害怕和不信中共能守承諾，從而把「港人治港」弄成「京人治港」。
那時，極少有人想到「港人治港」若不行是因為港人無能、是治港班子和行政長官無能。相反，主流輿論咸認為，只要充分授權港人，北京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香江府衙就一定能把香港管得好好。這樣的輿論，是連北京也點頭認可的。九七後，朝廷一方面放手讓港人搞好香港的事情，一方面「河水不犯井水」。雙管齊下，朝廷和港人都在作「港人治港」一定成功、特區政府一定比港英政府管得好的「時代大夢」。
當然，朝廷也考慮過香江內部有反對勢力，他們會和外部勢力相勾結亂港。但朝廷不怕，認為只要抓住「國防和外交」，解放軍駐紮香港，就亂不到哪兒去，國家主權和安全不受影響，香江府衙的管治和施政不受影響，就能保障香港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
然而，回歸二十一年的實踐表明，「港人治港」恰恰是自己出了大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相當複雜詭異的。例如在「港人治港」的局限下，行政長官、管治高官的「人才」來源已被「定格、定型」，他們之中沒有政治人才、政治眼界很窄、不懂政治倫理、缺乏政治意識，連香港回歸後的憲政地位轉變、香港定位是甚麼都沒有真正搞清搞懂，仍以殖民地「文官」心態對待「港人治港」。
抱着這樣的心態，他們還像以往般高高在上，抱殘守缺、不學習、不進取、不知在時代轉變、社會發展、周邊區域你追我趕、競爭激烈之下，自己早已「短板」盡露，從決策、執行、監管到補救之各方面能力統統不行，就要盡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