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的管治和施政環境，比起董、曾有很大不同。經濟上，香港傳統的固有的優勢已進一步削弱，政治上「普選時間表路線圖」已經大致上訂出，所謂行政主導必被三權分立、政黨政治取代；民生上所謂「福利訴求」、「民粹主義」更為興起；社會矛盾方面貧富懸殊、「仇富、仇商、仇官」情緒瀰漫；管理上政府威信空前下降、混亂不堪、人才匱乏……
這是一個爛攤子，其造成有「深層結構」的原因，也有曾蔭權政府施政七年胡亂擺弄折騰、自身不正、逐漸走向官商勾結、貪腐孳生之路的原因。這種局面在「小圈子」選出第四屆特首之前中央就看得很清楚；在梁振英排除重重阻力、力爭當上特首之前也看得很清楚。因此，中央要用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挑選較強能力、較高民望者在競爭中「打造」出「新」特首，以阻止局面的惡化，開創新途，適應香港社會的時代轉變。梁振英之所以能在新思路、新方法下參選特首並在較高民望和中央力挺下勝出，歸根到柢得益於這股巨大的求變化、求發展的社會力量的推動。
因此，可以說，梁振英當上特首是香港社會要求解決諸種問題的結果。唐英年當不上特首，在競爭中最終得不到民意的支持和中央的力挺，是因為他代表的是「局面之舊」、「時代之舊」、「管治理念之舊」、「利益格局之舊」，人們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唐英年競選時愈是吹噓他的政府工作經驗多豐富，人們愈是覺得他不行，愈是害怕他把這套證明已經失敗的東西延續下去，把香港拖入更深的泥沼和深淵。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CY的身上有求變、求新的可能和希望，但要做到，要帆過春來，尚路遙千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