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整個憲政安排下，人大釋法是其中的一着，因為法律條文是死的，關鍵是在於如何解釋和演繹。
誠然，香港的法院有權解釋《基本法》，防止另有解釋而偏離《基本法》立法原意，但人大釋法是補救的最後一着，而這一着也是清楚寫明在《基本法》內，本來是無可置疑，而政治現實卻不是如此。
香港的法院原本只是獲授權解釋《基本法》，但最後卻成為解釋的主體，排斥了人大釋法的最後權力。排斥人大釋法的最大力量不只是法院，也同時是社會。香港法院是因為得到社會的廣泛支持，法律界的排斥才有基礎，否則，法律界的反對聲音便很薄弱。就是因為有社會輿論支持，加起來才是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
從任何相關的民意調查都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就是在各建制機關中，民意信任度最高的就是司法機構，其他任何機構都不能比擬。香港有完善的司法制度，是香港政府對外的一個賣點，這是香港成功的一項重要因素。
但除了歷史因素，香港民主制度未充分發展，尚在起步階段，也助長了司法獨大的強勢。因為民選政治的不成熟，無法在短期內建立其廣泛的權威性，市民只能把保障他們權利的期望投放在司法制度，這令司法機構的權威進一步提高，到了近於法官治港的地步。
而因為香港司法界的獨大，中央政府也只能面對現實，人大釋法本來是主體，香港法院只是獲授權解釋《基本法》，但放在香港的政治現實下，香港司法卻反客為主，排斥人大釋法，讓北京對人大釋法採取可免則免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