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至八一年間，我在灣仔鄧肇堅醫院當急症室醫生。某晚，北角一家假髮廠大火，火勢迅速蔓延。未幾，大量死傷者被送到急診室。放在擔架床上的是一具具燒焦的屍體，面目身體被蓋着，只露出雙腳；大腳趾掛了標籤，上面寫上「屍體一」、「屍體二」……一句鐘前還在廠房拚命工作者，瞬間已成面目難辨、無人知他是誰的屍體！
急症室地上滿布灰燼，燒焦氣味蓋過慣常消毒藥水氣味，在救援人員、傷病者間穿插的是焦急尋親者。其中一名孭着兒子的婦人，操非本地口音，逢人便問：「我的丈夫在假髮廠工作，他有沒有來這裏？」
婦人走到放屍體的擔架床旁，打開蓋着屍體的被，一見死者面目便哭。初時，以為她發現丈夫，我於是上前安慰，得悉原來她是慶幸死者並非自己丈夫而哭。不敢想像，如果她發現丈夫死了會怎樣！如是者，婦人哭過又看，看過又哭，丈夫遍尋不獲，茫然孭着兒子離開。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夕的香港故事，當時，香港的血汗工廠仍有新移民的位置。但隨着內地「開放」，香港工業北移，資本家榨取勞動人民血汗、生命的故事亦隨之北上，「富士康」工人跳樓，擺脫生不如死的世界，就是最突出例子。每當尋夫婦人茫然眼神浮現腦海，我便有股衝動想向全世界說：「不要打壓新移民，他們沒有虧欠社會，虧欠社會是一眾貪得無厭的資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