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場新陳代謝本來是客觀現象。本港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因引入地區行政而大量招聘公務員，按年齡推算，他們將於未來十五年內陸續進入退休年齡，這是本港即將出現公務員退休潮的主要原因。而自二○○二年後，由於本港經濟持續低迷，港府一度凍結招聘，沒有新血的加入，令公務員隊伍逐漸呈現老化。雖然近年港府恢復招聘，但培養公務員隊伍的支柱至少需要十至十五年時間，「遠水救不了近火」，如果港府加快提拔年輕人，又令人擔心揠苗助長，其資歷、經驗難以配合，會導致整體公務員質素每況愈下，進一步影響施政效率。

屋漏偏逢連夜雨，港府於二○○二年推行問責制，並於二○○七年擴大問責制，令公務員的斷層問題雪上加霜。過去港府是三司十一局，現在變成了三司十二局；過去一個政策局只有一名局長，一套管理班底，現在是公務員及問責官員兩套班底，高層官員職位大增。從數字上來看，過去幾年本港公務員總人數由接近十九萬降至十六萬，而高級官員職位卻增加一倍，頭重腳輕，結構顯然不合理。

公務員系統本來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晉升制度，能力出眾者，有機會爬上司、局長之位，但自實行問責制後，官場生態遽然改變，公務員最高只能升到常秘，頭上多了局長及副局長，另外還有政治助理，增加挫折感。港府當初擴大問責制，說是為了保持公務員政治中立，由副局長出面收集民意，並到立法會推銷政策，但實際上，由於副局長大多濫竽充數，一問三不知，只好由常秘出席立法會解釋政策，工作量大增。

在問責制下，公務員晉升途徑被堵塞，工作量卻沒有減少，再加上港府弱勢，推動政策時動輒得咎。最近有人說「官不聊生」，雖然不無誇張，但多多少少反映高級公務員所承受的壓力確實比以往增加，怨氣有所上升。難怪近年有不少高級公務員無心戀棧，紛紛選擇提前退休，轉往私營機構搵真銀，或者進入公營機構享受高薪厚祿。如此一來，優秀的高層公務員更是買少見少。

當年董建華推行問責制，是希望引入民間人才，為官僚隊伍注入新鮮血液，從而改善施政效率。然而，由於港府弱勢，不少有能力人士愛惜羽毛，不願加入政府，當局只好邀請公務員轉任問責官員，有違引入外界人才的初衷。尤其是曾蔭權擴大問責制後，接連爆出黑箱作業、任人唯親、「八國聯軍」等醜聞，問責制更是臭名遠揚。更甚的是，這批政治新貴平庸無能，極不爭氣，上任兩年，至今仍沒有太多人認識，以致民調機構也認為是浪費資源，停止調查他們的認知度。問責制之不堪，由此可見一斑。

平心而論，問責制在國際上行之有效，本來是很成熟的制度，可惜港府引入後卻是荒腔走板，變得不倫不類，要麼有問不責，要麼有責不問，港府施政效率不但沒有改善，反而亂象更多，寸步難行。老實說，問責制在本港已名存實亡，現在是徹底檢討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