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申訴專員計劃胎死腹中，由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取而代之，這不僅是機構名稱的改變，實質亦大有不同，申訴專員有調查權力，而調解中心則沒有，只能扮演和事老角色。按當局的設計，如果投資者與金融機構之間發生金錢糾紛，而金融機構內部的投訴機制失效，則有義務將糾紛提交調解中心，並徵得投資者同意下，由一名獨立的中立調解員協助雙方調解，以期達成彼此皆可接受的和解方案。由此可知，調解中心只能調解，和解方案亦無約束力，如果投資者拒絕協調，調解中心更是「無用武之地」。

為甚麼港府建議設立一個有職無權的調解中心呢？其實，當初港府的確有意模仿英國設立金融申訴專員，但遭到金融機構的反對，擔心投資者濫用此機制，並將由金融機構承擔所有相關的費用，會導致營運成本上升。而金管局及證監會同樣不滿有關構想，擔心設立申訴專員會與自己爭權。港府於是打起退堂鼓，去年十月，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談到金融監管問題時，放棄使用金融申訴專員的字眼，而用上「金融糾紛調解機制」，已現端倪。顯然，這個擬議中的金融糾紛調解中心並非為保護小投資者利益而設，而是向大機構屈服、敷衍市民的產物。

早有專家指出，在西方發達國家禁止向普通投資者銷售的迷你債券，在本港卻可以公然銷售，根源在於當局監管有漏洞，這也是金融海嘯帶給本港的最大教訓。但令人失望的是，港府好了傷疤忘了痛，不是從監管缺失的源頭上着手改革，不是加強官員問責及堵塞監管漏洞，反而捨本逐末，足證港府始終不承認自己失職，始終將迷債事件視為一場天災。吃一塹而不能長一智，甚至連亡羊補牢的工夫都不做，這才是港府的悲哀。

俗話說三個和尚沒水喝。金管局及證監會兩個法定監管機構尚且未能妥善處理有關金融糾紛，再設立一個效果成疑的調解中心，疊床架屋，極易造成互相扯皮、推諉責任的問題，投資者很可能會被當成「球」踢來踢去。更何況，調解中心處理的糾紛以最高申索額五十萬元為限，當局還有意將調解中心的工作外判，三年之後，調解中心的經費也要全部由金融機構分擔。今後再發生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就會被推上前台應付，財經官員固然可以置身事外，連金管局及證監會亦可金蟬脫殼。所以，與其說這是調解中心，不如說是卸責中心。

人們不難發現，港府危機處理已有固定的程式：發生一個問題，就成立一間新機構，或者將有關工作及責任一起外判。譬如，樹木因管理不善而倒塌殺人，當局就成立專門管理樹木的機構；公共屋邨的清潔及保安工作非常棘手，就將之外判給私人公司；還有，衞生署抽驗問題藥物態度懶散，效率低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便藉口政府化驗所人手不足，計劃將部分恒常化驗工作外判予私人機構。

政府的職責本來就是為市民排難解憂，無論是解決金融糾紛，還是化驗藥物，這些都是分內工作，責無旁貸，但本港高官熱衷隱身，甚麼責任都不願負，甚麼麻煩都想往外推，請問，他們憑甚麼享受高薪厚祿？市民交稅所為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