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案情嚴重非常，引起各界關注，雖然案中被告被判處監禁六個月，然而，坊間的關注絲毫未見冷卻下來。有人發現，原來被告代表律師求情時，呈上六封求情信，當中一封由某立法會議員撰寫。有人更因此質疑，被告被判六個月監禁屬於過輕，有可能跟這立法會議員的求情有關。

求情信用以證明被告人格，大多數由被告身邊人士，或者對被告身世感同身受的人士撰寫，所以撰寫求情信的人定必與被告有着若干的關連性，無轇轕人士寫求情信是派不上用場的。

我亦曾替人撰寫求情信，也明白求情信如由具知名度人士撰寫的話，有可能比一般人的求情信更具影響力，更有機會讓判決對被告有利；然而，這亦有機會存在不公正，或者招惹「以個人權力和身份去挾持判決」的批評。

這位議員事後解釋，他只應被告家人要求撰寫求情信，希望法官考慮被告的特殊家庭環境，他在信中並沒有要求法官減刑。但有人說，恐嚇信也不需要寫任何具體恐嚇內容，有時候問候人家的親友已可被視為恐嚇，沒有要求減刑的求情信，難道就不是求情信？

更何況事已至此，眾所周知他有份寫信，他也在信中透露了名字和職銜。從政者必須時刻自覺特殊身份，要懂得避嫌，免招人話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