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有香港特色的深層次矛盾問題，○五年經已提了出來，四年過去都「未解決」，明年一年時間顯然也不可能解決。煲呔曾當然心知肚明，於是化深層次為淺層次，提出應對之道。

就經濟方面的應對，煲呔曾提出了兩招，一是推動所謂六大優勢產業；二是香港作為國家金融改革的試驗場，發展人民幣業務。就政治方面，他說：「我目前的政治工作，一定要集中我們全體的力量，妥善地處理好現時政制改革諮詢的工作，跟着提交立法會處理，其他問題我覺得相對來說並不那麼重要。」他這裏所說並不那麼重要的問題，包括二十三條立法。

現在我們來研究他的應對之道。第一，所謂六大優勢產業，大家都知道是紙上談兵的笑話，解決不了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矛盾，結果只能是繼續「未解決」。第二，發展人民幣業務，協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做法不錯，但我們卻不可不知，到了人民幣國際化之時，也就是香港功成身退，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給上海取代之時也。

第三，政治工作嘛，煲呔曾所說「妥善處理好政制改革諮詢工作」，與北大人要求「妥善處理好政制發展問題」，卻是天與地的區別，相差十萬八千里。

如此看來，北大人的「雙高任務」，對煲呔曾來說，乃是「不可能任務」，他根本無法在任內完成，甚至留給下屆香港當家去做，恐怕也難以辦好，問題依然「未解決」也。原因簡單得很，香港所有深層次矛盾的總根源，乃是政治方面的深層次矛盾，也就是香港雖然主權回歸，但政權未回歸，議會未回歸，人心未回歸，因此政治爭拗不停，內耗不止，在亂局中不可能妥善處理好任何事情也。

然而要解決這個政治上的總根源，卻必須北大人出手，看來也是到了該出手的時候吧。

史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