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前不希望定下確切的普選年期，或者定下時間表，主要是要觀察香港整體的發展。筆者的猜測，最大的考慮有二：一是香港工商界能否在選舉中佔一席位，達到均衡參與的目的；二是防止反共勢力成為主流政治力量，這包括選上特首和取得立法會大多數議席。其他因素，可能是考慮之中，但並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

對於第二點，隨着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香港經濟對內地的依存度日高，北京對此要求的安全系數相應減低，不必尋求高度的制度性保證，必要時還可用其他政治途徑解決，見招拆招。

至於第一點，光呆等不是辦法，工商界在政治上不成長，那就不普選，這就成為惡性循環，北京站在中間，就變成顧此失彼，也要背黑鍋。所以以前的想法，是見步行步，工商界爭氣一點，那就行快一點，若工商界不爭氣，北京就空着急。

現時的做法，是寧可把發展過程拉長，○七年宣布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最快二○年普選立法會，有十到十三年，工商界真的不爭氣，北京也情至義盡；反過來看，大限已定，功能組別不及時轉換跑道，那就請告別政壇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