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實施「港人治港」，在「人事」上不僅僅涉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還有政府行政系統、公務員架構以及整個司法體系的人事。對此，北京非常清楚。然而，礙於整個制度不變的原因，北京在中英談判和香港過渡期，對行政系統、公務員架構、司法體系的人事就採取了「不碰」的態度，認為只有這些方面全盤直通車，才能實現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

對此，英國人早就心中有底。因此，可以在行政、公務員、司法系統放心大膽、詳細周密的做出深遠布局。英國人甚至斷定，即使回歸之後，北京也不會甚至不敢對行政、公務員、司法體系有甚麼動作，香港的治權雖曰「回歸」，但有一大半還是「港英製造」。

這個問題，從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登基」就暴露出來，「愛國愛港」的特首和「港英舊臣」的官僚架構人事矛盾不絕，董建華被架空，這直接削弱了「一國」和中央對香港的管轄，於是董建華在中央支持下推出「高官問責制」，試圖在「港英舊臣」的官僚架構之外，組建治港班底。這種做法，實際上也還是不敢碰原有的行政、公務員架構，然這些「問責官員」由於是特首「找來的」，是「中央任命」的，是要「政治問責」的，故更容易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攻擊，地位脆弱，甚至會拖累特首管治。

董建華吃盡了這方面的苦頭，最後黯然下台，而中央在這個問題上則錯誤地總結教訓，以為從港英舊臣中找一個人當特首，就能解決箇中「結構性矛盾」。不料，港英舊臣不但當不好特首，而且進一步削弱「愛國愛港力量」，AO黨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