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而言，副局長的職責之一，是要「定期與立法會議員保持聯繫」，但不少議員反映，副局長甚少主動與他們聯繫，未知是專業知識欠佳，還是政治能力不足，又或者是工作經驗淺薄，副局長以至政治助理都有些膽怯，較為被動，難怪議員多有不滿。

自○二年啟動問責制以來，轉瞬間已經七年多，司局長表現不濟事，政策失誤與政治失言多不勝數。董去曾上，進一步擴大政治委任制，為局長增配幕僚，協助推動各項政治工作，乃有聘用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之舉措，可惜去年五月下旬甫出台就出事。

由於被輿論抨擊用人唯親、招聘過程黑箱作業及政府用高薪搞政治培訓班等指摘不絕如縷，以致一眾問責新人至今仍無法抬得起頭，被迫淪為「隱蔽官員」，變成曾蔭權政府的政治包袱。

影響所及，未來問責團隊與常任公務員之間的磨合過程將更加困難與漫長。本來常秘及副常秘級數的高官，其主要工作為統籌政策執行而非政策解釋及游說，後者應該是問責團隊的責任，尤其是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首要本業，問題是「隱蔽官員」的出現，迫使正副常秘要兼顧議會及傳媒的工作，壓力倍感巨大，常有顧此失彼、內外交煎的感覺。

日前最新一輪高層官員的調動，再一次反映高官人手不足的嚴重問題，不少有能之士寧願原位不動，避免晉升至常秘級，成為議會中人的「點心」，加上常秘一旦離職，禁制加管制期可能長達六年，也極不划算，高官與問責官員的關係難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