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決定，當然受許多因素影響，但歸根究柢，不能脫離常理。就好像正生書院遷校事件，道理很明顯在正生這一邊，梅窩居民要硬幹，以政治力量去抗爭，但又遇上全港同情正生的輿論，意見領袖紛紛表態支持正生，那就無論在道理還是輿論方面，梅窩居民都落在下風。
政府面對今次的矛盾衝突，不能當自己是第三者，任由正生和梅窩的居民對峙。這不是名門爭產案，大家可以趁熱鬧的心情隔岸觀火。
何況該校舍原本是官立中學，由校舍以至校內的一切設備，都是政府資產，有志願團體正式提出申請，政府必須處理和回應。
而幫助濫藥的青少年改過自新，脫離濫藥苦海，不但是政府的既定政策，也是政府不能推卸的責任，況且正生書院爭取梅窩校舍，也是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標，在全港輿論的支持下，政府不能置身事外，任由事件惡化下去。
所以政府的身份是當事人，而不是和事老，又或者是中間人。政府必須有既定的立場，究竟同意正生遷入梅窩，還是不同意？如果是同意，那就不是由正生去說服梅窩居民，而是應該由政府出馬。
現時的形勢，政府不但要出手，而且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最後正生書院無法遷入梅窩的廢置校舍，無論拿出千百條理由，市民最終都只會相信一條，就是政府屈服於梅窩居民的利益或要求之下，拒絕正生的遷入，並無視全港對濫藥學生改過自新的支援。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政府成了過河卒子，只能進，不能退，解決居民的反對，就可以得分；解決不了，又或者曠日持久，則一定成為大輸家。而從理據與社會傾向同情正生來看，整個事件，大贏家就是正生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