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導演聚焦生死
每個人都要面對死亡，但對於生死一事，各有不同看法，有人盡力逃避死亡，亦有人認為死亡是一種解脫。
80後導演黃肇邦花了兩年時間製作紀錄片《伴生》，聚焦3個家庭面對死亡的過程，站在將逝者與照顧者之間，探討兩代人對「生死」價值觀的差異與矛盾。
反映基層生活
「紀錄片是一種十分強大的語言，不但有記事作用，更可以為不同人帶來力量。」在大學修讀新聞的黃肇邦，曾製作一段關於街舞的紀錄片《舞回路》，令他了解到紀錄片的力量。畢業後，他獲得CNEX基金會的資助，拍攝了首部長片《子非魚》，以鮮魚行學校的小學生為對象，嘗試從小朋友的角度，理解成年人世界。「當時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已十分嚴重，很多家庭都要在劏房生活，但大部分媒體報道都是從成年人角度出發，很少會探討基層兒童的想法，因此我拍攝了《子非魚》，希望透過這班小朋友的生活，提醒觀眾要保持童真和同理心，任何時候都不應忽略其他人的感受。」
人愈大，經歷愈多，這些年來，黃肇邦經歷過生離死別，也出席了一些喪禮，對生死有了另一種看法，因此希望拍攝關於死亡與家庭關係的紀錄片，「可是大多數院舍和醫院都不准在院內拍攝，所以要在香港拍攝這類題材有一定難度。」黃肇邦說。
為拍攝當義工
因為《子非魚》的關係，黃肇邦受到東華三院的邀請，有機會在其醫院和院舍拍攝一套關於長者的紀錄片，他說：「當時我也不知自己是否有足夠能力處理這個題材，因此在決定拍攝前，先做了一段時間義工，藉此加深對長者的認識，尋找適合自己的拍攝方向。畢竟以一個20多歲的青年，要向經驗豐富的長者探問生死，其實十分諷刺，因此每次交流，我的角色都是一位聆聽者，後來，我發現用這個狀態來拍攝這套紀錄片十分適合，雖然戲中沒有尖銳的批判，仍可以用誠實、開放的態度，令觀眾了解甚麼是尊重和接納。」
《伴生》聚焦3個家庭，全是黃肇邦於參與義工活動期間認識的——因為太太離世而健康變差的松哥、由獨女陳小姐獨力照顧的沛叔和阿金，以及因為患癌而跟兒子重聚的智障婆婆慕嚴。兩年間，黃肇邦多次伴隨故事的主人翁進出老人院、醫院和靈堂，記錄當中的點滴，陪伴幾位老人家走過暮年的一段路。
香港人的寫照
「伴生」是植物學名詞，形容一些在主幹周邊衍生的植物。基本上，主幹植物與伴生植物之間會互相影響，有正面，亦有負面，關係複雜，很難割斷，這一點跟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很相似—先有父母，才會有子女，這種關係錯綜複雜，有些人會感到幸福，有些人會顯得無奈，互相看不到對方的好處與難處。
「在這種伴生的關係中，我們該如何正視對方，正是電影的主旨。像影片聚焦的3個家庭，有人因為不忍父親飽受病魔折磨及喪妻之苦，祈求父親能早歸天家；有人因為長期照顧患病的父母而積聚了沉重壓力，渴望開展自己的生活；有人因母親的健康急轉直下，開始重建分隔多年的關係……當中有執着亦有放下，有相聚亦有分離，但所有人對父母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情。其實這些故事都是香港人的寫照，部分片段或會令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透過這種同行的角度，觀眾會明白到自己並不孤單，仍有人能夠理解自己的想法。」
正面看待死亡
決定了拍攝題材，黃肇邦已做好了面對死亡的心理準備，但開鏡後不足兩個月，松哥太太玉梅便因急病去世，令他感到手足無措，他說：「沒想過一切會來得這麼快，那時我和松哥一家的關係未算太深，很害怕拍攝會打擾喪禮的進行，但因松哥很希望分享太太的故事，所以由喪禮到追思會，我們都有拍攝，期間要捕捉各人的真實感情，亦要顧及現場氣氛，幸好現今的攝影器材輕巧，才沒有為現場添加更多壓力。另外，為了令影片效果自然一點，我們會趁子女趕去探病或陪家人覆診一刻，邊行邊做訪問，以營造一種日常自然的感覺，可是，現場環境有很多控制不到的事情，除了收音難度高，這種拍攝手法亦伴隨一定風險。」
拍攝了接近兩年，黃肇邦最終決定在陳小姐帶沛叔和阿金到維多利亞港看海的一刻停機，作為電影的結局，他說：「其實本身也沒有打算在那一天停機，但去到那一刻，我終於明白了這套電影的核心思想，感到是時候要完結……」
撰文：吳俊賢
部分攝影：莫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