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疫帶來的最大影響，是全球化的進程逆轉。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是反美國不能控制的全球化，「美國優先」的全球化是回復到美國主宰一切的全球化，實際上是重建美國全球霸權，打擊異己。這是與以前美國強盛時代不同的強盜式全球化。
但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對全球化的質疑，甚或要逆全球化的因由不同。疫情使國家封關停市，以至鎖國，目的是截斷疫病的傳播，保衞國民的人命安全，這是公共衞生的國家安全。由於封關鎖國，進出口貿易受挫。過往的全球化與自由貿易使各國分工協作，一國再不自給自足。而當疫病來臨時，醫療用品、藥物本國不生產或生產不足，外貿斷絕，便會陷醫療體系於困境，俯仰求人亦未必可以有足夠及時的供應，構成了國家的公共衞生危機。
不管國家財政怎樣富裕，醫療設備與水平怎樣先進，沒有進口便成無米之炊。而封關鎖國，人民還要食物供應，糧食安全的問題也因此而提上了政治議程。
此外，國際全球化的跨國供應鏈式的製造業生產方式，也備受疫情衝擊。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疫情風險，只要其中主要環節所在國家或地方的疫情嚴峻，出現封城，供應鏈的上下游連接便出現斷裂，整個供應鏈便停工待產，疫情持續便損失重大。更關鍵的是，原來的市場被已經克服疫情的國家與地方的生產替代，恢復原來的市場不易。特別是疫後經濟全球都陷於低迷，總需求減少，競爭加劇，一些企業，愈是大的跨國企業，愈會容易倒閉。工業生產減少，企業倒閉帶來的經濟問題，使得更多政府擔心國家的經濟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是跨國傳播，像美國、巴西、印度，以至英國、瑞典等防治失策，變成病毒的輸出國。其他各國為保本國安全，必然採取政策措施隔離，像歐盟的鬆散邦聯制，各國還是互相封鎖，也缺乏協力防治疫病。又如美國聯邦政府防治失策，便一方面在國際上搶購醫療衞生物資，以至疫苗，另一方面把政策失誤的責任推諉外國。
過去半世紀是全球化、自由化和區域一體化，似乎朝向國際談判來解決國與國的紛爭，也把不同國家用貿易、投資等方法整合起來。可是，先是特朗普與美國極右派的「美國優先」破壞國際秩序，繼而是全球大疫，凸顯各國各自不同的利益和安全。疫後世界可能便回復到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格局，各國競爭，不擇手段。會否因此而爆發真正的世界大戰，而不是過往兩次主要是屬歐洲的大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