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社會功能，也是它存在的合法性，是推動社會穩中求進。
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和經濟穩定，是社會運作的基本條件，不然任何建制傳統和發展都難以維持，甚至會崩析瓦解，再不是失衡的問題，而是社會解體。動亂的社會，包括處於戰亂和顏色革命的，都可以看到社會不穩帶來社會解體的傾向。
穩定是基礎，但現今社會處於劇變的國際環境，國與國的競爭激烈，原來的穩定會因為外來衝擊要轉變來適應。外在環境變動愈大，原來的穩定的條件、基礎也需要更大的相應變動，因此需要改革，但不是革命。因為除非瀕臨生死存亡，才要把已近於崩潰的舊體制全盤推倒來作火鳳凰更生，否則的話，革命只會加速社會的解體。革命未必成功，社會便陷入長期的動亂中。革命成功也未必可以重建制度，帶來社會正常運作的穩定，新建的制度也可能劣於革命所推翻的。
穩定要求變，變是有限度，所以改革勝於革命。
這樣的道理放諸香港，回歸以來面對的國際環境已經大變，不可能把承襲自殖民地的制度一成不變，變成為既得利益者所騎劫。但是，香港在回歸後發展尚可，沒有嚴重的危機，積累下來的結構性矛盾還不是不可克服，因而香港需要穩中求變。根本的制度保留和加以完善，可以不需要革命，香港社會各個方面都不存在不可解決的困難。因此，所謂「光復」與「革命」等港獨與自治，乃至歸英歸美的政治訴求，都不是來自香港內部的因素，而是外力介入的結果。
在穩中求變的前提下，香港需要改革。佔中以至反修例動亂反映出香港政法制度之不足，《港區國安法》是改革一個方面，司法系統也還有改革的迫切要求。
在大疫底下，特區政府處理不善，當前的疫情反撲，便是政府堵截不力、疏忽職守所致，由此導致的人命財產損失，香港社會經濟所受到的衝擊影響深遠，林鄭月娥政府難辭其咎。
假若政府不能保證社會穩定、經濟穩定，這個政府便是失職，需要追究官員政治責任。而事後修補，香港有兩條路選擇：一是如美國、巴西的放任；二是如內地的嚴厲防治，像福州那樣以戰時狀態應付，或更如澳門那樣堅持。
在中央和社會的督促下，香港只能走內地的道路，嚴厲地切斷疫源，以短痛來避免長痛，扭轉疫情帶來社會經濟的不穩定。這樣的選擇需要特區政府改革現時各部門互相推搪的官僚主義，精簡和完善決策及執行機制，更要加強防治，讓內地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