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掀起的「七○後」副部級官員選拔熱潮，在第二季度繼續加速。截至六月底，今年以來新提拔的「七○後」副部，已達二十多位，超過了以往歷年的總和。更為突出的現象是，近期多位地級市市長，越級直升副省長。
譬如，湖北省荊州市市長崔永輝，調升福建省副省長；湖南省常德市市長曹立軍，調升四川省副省長；西藏山南市市長普布頓珠，升任西藏自治區副主席。此前，四月份，海南省三亞市市長阿東，升任吉林省副省長；陝西省渭南市市長李毅，調任黑龍江省副省長；廣西南寧市市長周紅波，晉升廣西自治區副主席。
內地的政治體系中，市委書記是一把手，市長是二把手，雖然兩者級別相等，但市委書記升任副省級才是常規路徑，作為二號人物的市長越過市委書記直升副省級，則屬超常提拔。正如省級層面，除了京、滬市長等特例之外，基本只有省委書記才有「入局」資格，省長則幾乎不可能。
所以，而今地級市市長批量晉升副省長，極為罕見。並且，這批新進副省長，大多數擔任正廳級幹部只有三年時間，顯示了選拔培養年輕後備幹部的緊迫性。自中共十八大之後，摒棄「唯年齡論」，不再以年齡劃線配備幹部的硬性標準，幹部選拔速度放緩，造成幹部年齡結構整體偏高。本來正部級幹部六十五歲卸任，但目前雲南、貴州、遼寧等多省書記均超齡服役。
而之所以多位「七○後」市長越級提拔，現實困境就是因為「七○後」市委書記少之又少。要層層打拚熬到市委書記，需要的年頭更長，年齡已然偏大，如今的市委書記群體都是五十多歲了。現在要硬性以年齡劃線，只能擴大來源，從資歷較淺的市長中選拔。
「七○後」已經開始進入知天命之年，實在算不上年輕了，如果遲遲不能上位，勢必將帶來梯次斷層。如今，重拾年齡篩選工具，突擊提拔「七○後」副部，算是對前期政策矯枉過正的「補課」。這對幹部隊伍老化是一種緩解稀釋，對梯隊建設是一種修復補充。
亡羊補牢，已顯稍晚。官僚體系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塔形整體。要進行修復，必須對各個層次按比例進行統籌配置，才能構成完善的代際梯次，僅靠突擊提拔副部級是不夠的。作為副部級來源的廳局級幹部，同樣面臨着年齡偏大、後備幹部不足的境況。目前全國範圍內，四十歲的「八○後」廳局級仍是鳳毛麟角，僅有共青團河南省委書記王藝、山西潞安礦業集團總經理劉俊義，以及因新冠肺炎疫情被推到風口浪尖的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等少數人。
而對比看，在十多年前，四十歲左右的副部級都已達到幾十位。如果廳局級幹部數量不足，未來副部級依舊將面臨斷層。前些年放緩年輕幹部選拔，初衷之一是照顧高齡幹部的積極性。但該項工作長期延宕，又挫傷了年輕幹部。今年七一的政治局集體學習，主題聚焦組織建設，強調加強幹部選拔。後續或許通盤政策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