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國際上主要有兩個方法，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與公共政策。
中國是典型的圍殲疫症，不分貧富貴賤，一律防治，不惜以經濟和社會成本，去惡務盡。過往沙士疫情是這樣克服，今次規模更大，成本更高，亦用同樣的方法克服。克服沙士之後，再無復發，代價不小，卻保住絕大多數國民的性命。當年病死者有限，疫症也沒有延續。即使沒有疫苗，差不多已將病毒根治。今次疫情亦變成可控，社區感染壓抑下來，當前只防從歐洲、美國等外國輸入。
英國是另一極端。政府基本上放棄輕症患者的防治，藉口是國內社區感染已爆發，政府為了保護公共醫療體系不會在疫情衝擊下崩潰，背後更深的考慮是政府不願在緊急狀態下增設醫療設施。一是資源不足，另一是政府不願承擔由此而產生的財政負擔。還有是英國政府沒有強大的組織與動員能力，來擴大公共醫療對疫症的防治。保守黨政府的態度是既然沒法應付，便撒手不理，只守着重症和醫療體系。
為了替這樣的政策辯解，便拉出專家來說：英國人口八成染病後，便可產生群體免疫，疫情會逐步消減。但是他們沒有認真說明的是，按現時疫情，病死率在百分之一左右，英國六千多萬人口，八成染病，其中百分之一病死，便是五十萬人。或許可分幾年，每年也還是十萬人以上，重症不死者更多，他們的後遺症也會十分嚴重。
此外，公共醫療體系不治輕症者，受打擊的是老弱貧窮，生活條件已差，無力自療。但富者卻有資源條件家居隔離，家居自療自愈。即使重症入公共醫療體系不分貧富貴賤，在輕症階段已經把貧富老弱篩選出來。英國媒體批評此舉是把老弱傷殘的弱勢社群，借疫症來全面打擊，冀減少政府的社會福利負擔。
在中國與英國兩個防治疫情的方法之間，瑞典號稱福利社會主義，也更先於英國放棄輕症防治。美國總統特朗普最初是傾向不予防治，迫於選舉的政治壓力和地方政府的要求，也稍偏向於中國的方法，卻是不情不願，還要攻擊中國。歐洲其他國家，意大利是採用中國的方法，也要求中國援助，其餘各國也不得不部分倣效中國的措施。而在亞洲，日、韓為首都與中國的做法相同，其他各國也以防治為主，即使效率措施嚴鬆不同，都沒有如英國、瑞典那樣放棄。
從民眾的生命與利益，也從防治疫情的效果來看，中國才是民主，英國是錢作怪，不管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