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兩制 敗也兩制

然而好景不常，回歸廿二年，香港這一制在中外反華勢力大合唱下，不可避免與一國那一制發生激烈碰撞，爆發特區史上最驚心動魄的一役，暴露兩種制度難以調和的矛盾性。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國兩制」是失敗的。如今，香港處於生死關頭的十字路口，水深火熱，水浸眼眉，兩制近乎失救，應當何去何從？

眾所周知，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中國則是社會主義制度，兩種完全沒有共通性的制度如何統一調和？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大膽地提出「一國兩制」這個解決辦法。實際上，「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最好和最務實的安排，既能和平實現國家統一，又能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更可成為垂範台灣的櫥窗。如果一直行之有效，別說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

當然，北京承諾香港五十年不變還有另一重要意義，就是給時間讓內地城市發展，視香港為楷模，當五十年過後，內地城市水平追貼甚至超越香港，中港一榮俱榮，不僅收回台灣水到渠成，世界上其他國家或地區亦必爭相倣效，「一國兩制」勢成名留青史的豐功偉績。

很可惜，香港這一制走了廿二年走上歪路，「姓資」、「姓社」本來就是一對矛盾，回歸之初，中央又因為怯於外部勢力說三道四，錯將五十年不變當成五十年不管，對代表資本主義的反中亂港勢力放任自流，港澳辦前主任廖暉在位十多年間，從未對香港事務說過片言隻字，更別說去殖化和建立愛國教育。

反修例風暴將兩制的深層次矛盾暴露無遺；反觀中國那一制飛躍發展，許多大城市的發展水平早已追貼甚至超越香港，深圳去年GDP超越香港，由低端工廠躍升為中國硅谷已是絕佳例子。廿二年河東，廿二年河西，中港命運乾坤大挪移，一國升、兩制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央對香港有着明天會更好的善良盼望，無奈盼望是一回事，現實又是另一回事。中港兩種制度先天存在結構性矛盾，深藏着兩種制度的激烈抗衡與鬥爭，若後天失調，就會發生顛覆「一國兩制」的奪權暴亂。事實證明不幸言中，特區五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五十年不變還未過半，「一國兩制」已遭人拆到甩皮甩骨，走樣變形。

誤判形勢 如夢初醒

更不可不提，中央經常誤判特區形勢，所託非人，今次反修例風暴就是一例，由最初的掉以輕心，到出了問題仍不改弦更張，直到一發不可收拾才如夢初醒，不亦晚乎。區議會選舉建制慘敗，證明人心未回歸，更令親痛仇快的是，中央敵我不辨，忠奸不分，無法團結愛國愛港陣營，還在香港不設防，任由外部勢力如入無人之境。

再加上，經過廿二年驗證，證實香港完全沒有管治人才，簡單如去年超強颱風山竹襲港，修繕工作竟然拖至今日都未完成。見微知著，港人治港冇心冇肺冇靈魂，民怨不斷累積，藉着一場無中生有的「反送中」鬧劇大爆發，何足為奇。

中央和港府皆出現問題，特區亂象叢生是必然結果。可以說，「一國兩制」來到今日，作為讓香港順利回歸而存在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現在不但無法成為國家的助力，反而成為國家的亂源，由行政到立法再到司法，各有各亂，互相扯皮。君不見，香港處於生死存亡之秋，高院偏偏裁定《緊急法》及《禁蒙面法》違憲，公然廢了《緊急法》的武功，擺明同中央對着幹，國家領導人耳提面命三權合作止暴制亂，淪為空言。

警察拉人 司法放人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司法之亂，止暴無期，不僅體現於「警察拉人，司法放人」，更體現於司法充當反對派的保護傘，港府充斥吃裏扒外的無間道，為反中亂港勢力鳴鑼開道，保駕護航。他們挾兩制以令一國，明抗暗反，陽奉陰違，兩制焉能不敗？特區焉能不亂？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焉能不落空？

可以看見，「愛國有罪，賣國有獎」是特區永恒不變的主旋律，壹傳媒黎智英更是「賣國有獎」的代表人物，由反廿三條立法開始，香港沒有一次亂事沒有其身影，亦沒有一次亂事不是讓他全身而退、逍遙法外。五年前秘捐四千萬元黑金予反對派搞佔中，收錢者固然不敢否認，就連黎智英本人也直認不諱，偏偏律政司以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庇奸護惡，令人嘆為觀止。

現在的反修例暴亂也是一樣，由黎智英本人到其旗下壹傳媒再到其豢養的政客，無一不是策劃者、煽動者和參與者，連中央政法委都冠以「叛國禍港四人幫之首」的惡名，奈何律政司置若罔聞，遲遲沒有行動，如果這都不是保護傘，甚麼才是？中央已無法再把頭埋在沙堆，為兩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刻不容緩。問題是，香港社會高度撕裂，外部勢力虎視眈眈，儘管愈來愈多市民對暴徒忍無可忍，對政客深惡痛絕，但只要仍有縱暴市民存在，仍有港人支持暴徒和反對派，就算只得一小撮，中央都不可能貿然出手。

不出手則已，一出手驚人。香港由三權開始腐爛到各大、中、小學，不良傳媒更藉着抹紅抹黑手段將反中仇共意識深植到社會各階層。明乎此，兩制的改革絕對是大手術、大工程，必須要有大智慧和逆向思維才能成事，中央絕對不容有失。要麼不出手，要麼一擊即中，將反中亂港勢力連根拔起，將三權徹底整頓，將兩制脫胎換骨，真正落實全面管治權。

全民割席 中央出手

中央沉澱局勢，深思熟慮，明白改革兩制的阻力很大，掣肘很多。首先是外部勢力必定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撓，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人權法案，以至即將浮上水面的金融戰等等，香港的洋奴漢奸正正是壓制中國的棋子。有人估計，中央要等到香港爛透了，市民生活苦透了，自願同洋奴漢奸割席了，甚至跪在地上叫救命了，才會以救世主之姿出手，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

到了那個時候，廿三條立不立法已不重要，如此細眉細眼的法律，倒不如用全國性法律代替，由人大宣布國安法在港實施，一了百了。港人治港的港人定義亦會擴闊，北望治港人才，甚至由京官治港，三權刀把子盡收中央之手。

與此同時，高度自治將會重新定義、全面改寫，即使有港產廢官僥倖留下，亦不可能再坐享冠絕全球的高薪厚祿，連帶澳門那一制是否一起改，也會放在棋局之內作通盤考慮。這是繼九七之後又一個重要歷史時刻，說是二次回歸、由兩制變成一點五制，甚至向一國一制靠攏也不誇張，影響極之深遠。

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二○一九年在驚濤駭浪之中即將成為過去，新的一年即將來臨。香港是浴火重生還是死於非命，機會只有一次，端視乎人們能否及早覺悟，回頭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