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因為充斥暴徒，所以揹上「暴大」這個污名，上周中大二號橋及吐露港公路的攻防戰仍歷歷在目，大家想不到短短數日間「暴大」這個稱號易手到理工大學頭上，而且黑衣暴徒佔據理大與警方的衝突更為慘烈，為時更長，拘捕人數遠超中大一役，社會紛紛呼喚「救救孩子」。
究竟是救孩子，還是害了他們呢？黑衣人佔領中大校園的首個晚上，各界包括前任校長沈祖堯、現任校長段崇智及校友紛紛趕到現場，向政府呼籲要給予在校園內的學生一條生路，但對於黑衣人堵塞吐露港公路及破壞校園，以及用各種兇殘武器如弓箭及汽油彈攻擊警方則輕輕帶過，沒有嚴詞譴責，是非黑白不分，學生自然有樣學樣，簡直把校園視為自家兵工廠及恐怖分子訓練營。而因為有頭有面人士出面斡旋，警方似乎投鼠忌器，枉有高規格的武力，沒有速戰速決，未有強攻入校園，只不斷重複使用催淚煙橡膠彈，最後更撤退，任由中大黑衣人自行散去，公然上演一幕放生鬧劇，吐露港公路更是暴徒發聲明主動解封，視為打了一次勝仗。
放虎歸山，必有後患。中大事件成為一個極壞的例子，其他年輕人看在眼裏，原來佔領學校、破壞幹道、攻擊警方，是不用付出代價的，還領有「義士」的光環，吐露港在遠，紅隧在近，理大黑衣人照辦煮碗，佔領校園、堵塞紅隧、放火燒收費亭，警方又是包圍沒有強攻，只是在部署上稍有變化，加上理大地形不像中大四通八達，故此黑衣人被重重包圍難以突圍，同黨只能在外圍叫囂騷擾，網民發動圍魏救趙，以為在附近及尖沙咀搗亂可以牽制警方，反而因此有過千人被截獲。
警方基本上是採取即見即捕，任何人從理工大學逃出，便會拘捕，有些人千方百計喬裝救護員或記者，甚至游繩從天橋爬下公路亦大部分落網。以為不會重演放生暴徒的鬧劇，怎料前晚有建制派政客、學者以及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突然前往現場，尤其是後者在多日來仿似隱形，學校成為戰場，只是拍片叫收手，不知是何原因，這干人竟然獲保證，十八歲以下的人士自願離開理大不會被捕，只是登記名字，保留日後追究權利。市民在電視直播，看着一批又一批少年暴徒施施然離去，對比之前警方用武力制服逃走的人，頭破血流屢見不鮮，既然同樣都是涉及暴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執法亦應一視同仁，為何待遇會有天淵之別呢？
犯罪就是犯罪，刑毀不能說成「裝修」，學生犯罪一樣要繩之於法，未成年的暴徒也要承擔法律責任。法例上已經對少年犯有多重保護，判刑亦多限制。根據《少年犯條例》，十至十三歲的兒童都不得判處監禁，十四至十五歲的少年人，如有其他適當的懲罰方式，亦不得判入獄。而《刑事訴訟條例》亦訂明，除非法庭認為沒有其他更適合的判刑方法，否則便不應對十六至二十歲的少年犯判處監禁。無論是甚麼刑罰，都具備阻嚇或教化作用，讓犯人知道罪有應得，改過自新。細時偷針，大時偷金，一時僥倖逃出法網，將來大有機會重蹈覆轍，外國有很多研究證明。家長愛子女心切未必深明大義，但作為社會賢達及政治人物，特別是教育界，絕對不應該發放錯誤訊息，讓年輕人以為肆意犯錯，總會獲得社會姑息。
建制派政黨在這次示威暴潮甚少出手，似在吃花生看戲，不但沒有落力替修例護航，出事之後更紛紛割席與政府劃清界線，現在出來亮相做救兵，不外是「抽水」，亦顯示特權，泛民不能入理大，惟有建制派可以。各間大學校長平日疏於管理，忽視學生身心發展，任由校園淪為暴亂基地，實在難辭其咎，現在想亡羊補牢，為時已晚。各校學生公然破壞校園，脅迫校方表態支持，有的像理大校長滕錦光採取鴕鳥政策，有的像港大校長張翔及中大校長段崇智被學生逼宮，勉為其難，發出軟弱無力的聲明譴責暴力。別以為校長們會痛定思痛，檢討過錯，收拾校園殘局，九大校長聯署聲明，反咬政府把事態卸責校方。每間大學校董會都有建制派或高官坐鎮，這些校長都是間接由他們拍板聘用，有眼無珠，現在自食其果，政府又怨得何人？
古語有云，教不嚴，師之惰。特區教育制度失敗，香江亂世並非出英雄，而是盛產暴徒與漢奸。這次示威暴潮拘捕超過四千五百人，超過三成是學生，理大深夜三百多人散去，當中超過二百人是十八歲以下少年。後生可畏，暴徒當中最兇狠的勇武派很多都是中學生，比五年前佔領行動的示威者更年輕、更暴力。若問這些人怎樣走出來，社會人士應該檢討，當年他們怎樣吹捧十三四歲的黃之鋒，幾乎是當作民主之子，同輩甚至更年輕的耳濡目染，很多都「黃化」。黃之鋒其後反中亂港傾向愈來愈明顯，組成學民思潮，亦是佔領運動黑手之一，涉違反禁制令藐視法庭被判監，出獄之後依然死不悔改，立即加入衝擊行列，再到外國唱衰香港，要求制裁。當年吳三桂在他們這個年紀也不敢引清兵入關吧，香港的年輕人實在前無古人！
少年強則國強，少年弱則國弱。毛澤東說世界是青年人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一國兩制，香港有很大自由空間，不要求人人做雷鋒，一兩個黃之鋒亦沒有本事把香港摧毀，但當年輕人爭相倣效，少年立志做漢奸暴徒，湧現千千個黃之鋒，萬萬個黃衞兵，這個城市日落西山，沒有機會看見明早的太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