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八」反修訂逃犯條例的示威遊行人數有數萬人，應該是近來反政府遊行人數較多的一次，也應該是組織者利用香港社會內反共反中歷史積下來的政治情緒，成功動員起來的。從遊行中夾雜了眾多的港獨口號來看，顯然是反共反中與港獨的合流。從部分新聞媒體的報道以及有關組織人物的號召、宣告，也顯然是有所預謀、有所規劃。現任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說，組織者意圖製造類似反二十三條立法的政治高潮，正中要害之處。
反二十三條立法示威大遊行的成功之處，是動員了香港社會裏存在已久的反共反中政治情緒，用誇大了的二十三條立法的政治恐懼，驅使香港的專業人士與中產階級也走上街反對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央政府，結果是推翻了二十三條的本地立法，迫使官員辭職，特區政府變成「跛腳鴨」，由此而開啟直至「佔中」和旺角暴亂的長期政治失控。
董建華稱病辭職在前，梁振英做一屆特首未能連任在後，整個過程均有脈絡可循，不可能是民眾自發，其中有頗多內外的計謀、策劃和部署。董建華辭職後是原殖民地官員曾蔭權接任，梁振英棄選之後也是原殖民地官員林鄭月娥接任，這樣的政治變化似有一定的模式。
林鄭月娥上台後，一如曾蔭權與泛民主派友好。但在「佔中」之後，中央政府再不是旁觀不管不作為，而是積極在《基本法》的法制範疇對特區政府有所要求，也主動對付港獨。因而林鄭不可能如曾蔭權那樣大權在握，放手施政來討好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及與之有各種關係的泛民政治組織和政客。
禁制港獨與「佔中」判刑都不是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官員可以抗拒，執行過程可能存在波折，可卻大勢已定，港獨的空間愈來愈小。
反修訂逃犯條例的起點是要求林鄭月娥下台，泛民及其背後勢力亦回復到反董建華、反梁振英的模式去。
問題是，在中央政府施壓下，特區政府不能再縱容示威遊行的失控；「佔中」判刑，不會再有政客及其附從者敢干犯法紀。於是，示威遊行即使人數回升，卻不敢越法律的規限，政治衝擊作用有限。關鍵之處是特區政府會否因示威遊行而讓步退縮。
要林鄭下台，泛民可與誰作政治談判？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抑或是其他人？基本上原殖民地官員中已沒有如曾蔭權或林鄭那樣政治分量的人可出來接替，特區政府上層便難以分裂更替。因此，特區政府不讓步，嚴守法律對示威遊行的限制，商界不參與搗亂，香港不可能出現大的政治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