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在國際化的層面，學香港，或以香港作為主導、帶領，結果會是弄巧反拙。
香港作為世界城市，現時在制度政策與操作方面，都比內地城市包括廣州、深圳更為國際化，是確鑿的事實。
一是香港承繼英國殖民地時代的體制和國際關係，例如世界貿易組織獨立關稅成員等，一國兩制也維護香港這類國際化關係，因此與內地城市從屬於內地統一體制大不相同。但是，香港這樣的國際參與，不可能轉移給大灣區其他城市。而香港在這些國際組織的作用、功能，大致是消極被動，遠遠不可與新加坡相比，對香港的發展影響有限。例如，香港政府對眾多國際組織定下的規矩、制度並不完全接納，也缺少通過參與這些組織來培訓提升本地管治的做法與人才。
此外，國際貿易重心從商品轉移至服務，香港的自由港作用相對下降。而服務貿易特別是涉及金融領域，一方面風險危機日重，另一方面，美國的單邊主義逆轉國際自由化一體化的趨勢。香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裏，傳統的自由開放體制備受壓力，自顧不暇，怎樣兼顧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呢？
二是香港的國際化主要限於英美體制，集中於英、美、澳、紐、加五國。即使與其他發達國家，例如東亞的日韓，乃至歐洲各國以及東南亞國家，因為香港的開放，人員來往不少，但深層的合作交流卻頗為缺乏。
當今英、美等五國在國際的影響力與比重大不如前，國際格局趨向於多元化、多中心化，香港國際化的偏重英美體制，反而成為負累和進一步國際化、開放的障礙。例子是香港縱使是世界城市，但大學、中學教育缺少對英美體制以外其他國家、文化和語文的因素，也即是香港缺乏英美體制以外的人才，即使日、韓等方面的人才也少。
相對來說，粵港澳大灣區的廣州、深圳和其他城市因着經濟的急速發展，國際化程度日增，或許對英美體制的開放程度低於香港，但對其他國家、文化的開放正在加強，包括俄羅斯、以色列乃至法國、意大利、德國、日本等。
廣州、深圳的國際化是因為製造業的擴張和向科研創新轉型，追求發展便與這些以製造業和創新為主的國家合作，引進技術以及人才。廣深產業轉型還在初始階段，今後進一步發展而推動多元的國際化會更為明顯。而廣深等地生產的出口市場也擺脫了對香港的中介和美國市場的依賴，國際化便更多元化了。
在這樣的轉變中，香港不能再依賴與英美關係來引領粵港澳大灣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