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政壇有許多官員,例如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安順、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劉慧、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尚勇等,在名字後面,都附注帶有「(正部長級)」,故而可稱為「括號官員」。這是因為這些人的職務是副職,但本人保留正部級待遇。
對於違紀官員的處置,根據程度輕重有不同的處置方式。一是「斬首」式落台,即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進行刑事處罰,雖然現在慎用死刑,不至於像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被處以極刑,但政治生命徹底完結,身陷囹圄在所難免。
二是斷崖式降級。對於次一等的違紀官員,免於司法處理,但進行撤職降級,這在等級森嚴、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內地政壇,亦是相當重的處分。力度最大的是二○一四年,原江西省委秘書長趙智勇因為牽涉蘇榮案,由副部級連降七級至普通科員;而級別最高的則是原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國務委員楊晶,於今年兩會前夕被從副國級降為部級。
一般來說,若由中紀委直接宣布落台,則開除黨籍、移送司法、鋃鐺入獄是少不了的;若是先「失聯」、消聲等方式間接證實出事,則通常是網開一面,降級降職。像最近沸沸揚揚的秦嶺違建事件中,陝西省委常委兼秘書長錢引安直接被中紀委拿下;而西安市市長上官吉慶,官方一直未有正式通報,但先是名字被市政府官網刪除,而後被免除人大代表資格,據聞是由副部級降為廳級。
第三種是階梯式降職。有些官員因為站錯了隊受輕度牽連,從一線要職降為二線閒職,但個人級別待遇可以保住,降職不降級。如劉慧因為對當地宗教極端化處理不力,從寧夏自治區政府主席貶任國家民委副主任,就是如此。
但中共十九大後,又出現了新情況,即對問題官員多次降職,崗位一次比一次差,如同下樓梯。王安順二○一六年十月由北京市市長貶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雖然重要性已是霄壤之別,但畢竟還算正職,今年三月後再貶為國研中心副主任。共青團出身的原天津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尹德明,二○○四年從團中央組織部部長空降西藏,僅兩年便升至副省級,已有十多年資歷,去年貶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僅僅一年後,在上個月的總工會換屆選舉時又出局,去向不明。
不僅是中央省部級高官,地方廳局級官員中,階梯式降職也成為常態,最典型的非吉林女廳官張晶瑩莫屬。在孫政才主政該省時,張晶瑩青雲直上,出任共青團省委書記,而後又任長春市委副書記,由於長春是副省級城市,這距省領導已僅一步之遙。然而,隨着孫政才下台,張晶瑩亦每況愈下,先是去年調任吉林省經濟合作局局長,大半年後在今年三月又調任吉林財經大學校長,上月再調任省科協黨組成員,徹底邊緣化,但恐怕貶謫走勢尚未「見底」。
另一例是西藏的萬超岐,他二○一○年由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部長空降西藏,擔任阿里地委書記,本想複製前輩尹德明的「直升機」軌迹坐等升官,孰料十八大後風雲突變,二○一五年平調西藏自治區政法委副書記,今年又調交通廳副廳長、黨委書記,蹉跎連連。
「階梯式降職」的出現,多數因為對腐敗案件的查處或是對政治生態的清理有了新進展,基於此對牽連的幹部作進一步處理,一貶再貶,作為處罰手段。涉事官員被打上標籤,顏面盡失,毫無實權,但由於尚掛有職務,又不得不拋頭露面應付,箇中酸楚不難體會。而有些官員公開露面時仍能滿面春風,讓人不得不佩服其官場上千錘百煉的演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