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自一一年實施以來，政府會就工資水平進行兩年一檢，但由於每次檢討的考慮因素的局限，再加上資方的阻撓，每次調整都非常保守。撇開商界常規性的反對意見，就是政府為明年檢討最低工資水平，作出為期六星期的公眾諮詢即將結束之前，現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網誌上提出了一些見解，企圖解說最低工資增幅並不如勞工界一直提出的質疑及憂慮（最低工資水平未能解決基層工人的生活困難）。如此舉動或想導引社會視線焦點，難免是欲蓋彌彰。
西方有句諺語：「謊言，該死的謊言和統計。」意思大概是，統計本身的統計方法可能有問題導致與現實有出入，就算數據準確，引用的方法都可以產生不同的效果，甚至是產生種種如同謊言的效果。以通脹數據為例，在一一年五月至一七年五月期間，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累計升幅為百分之二十點四，但市民生活開支增長的壓力就遠超此升幅。樓價、租金飆升遠超通脹不用多說，我再舉兩個例子，某著名快餐店的巨無霸餐售價，由一一年的廿五元八角，漲至三十六元（增幅百分之三十九點五）；芥蘭批發價由三元八角八仙漲至六元八角（增幅百分之七十五），由此可見，通脹數字是死的，市民日常生活感受才最真。所以最低工資以僅略高於通脹的增長，能否保持原有購買力，的確令人懷疑。
最不堪的是，羅致光表示人力供應日漸緊張及理想的就業市場情況下，不少低薪僱員的工資獲得顯著改善。局長這說法，明顯脫離了最低工資應訂立在甚麼水平討論的焦點，有偷換概念之嫌，因為低薪僱員工資改善了至高於最低工資水平，加幅亦高於最低工資的增長，這已與最低工資沒有很大的關係了。局長說法的另一個誤區，就是認為最低工資增長，略高於通脹就算是可以的了。
但政府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設想，明顯缺少了一種應有的同理心。現時最低工資的水平根本追不上經濟發展，一一年至一七年的最低工資由廿八元升至三十四元五角，增長百分之廿三點二，但同期本地生產總值卻增長百分之三十七，時薪工資中位數的增長為百分之廿九，結果就是最低工資嚴重滯後市場，受惠人數由最初的百分之六點四下降至不足一個百分比，最低工資保障低薪工人的立法原意，已接近形同虛設。
最低工資的立法原意是防止基層在工資太低的情況下，導致生活上經濟困難和加劇社會的貧富差距。最低工資訂立的初期確實讓一班長期賺取嚴重低薪的工友增加工資，生活得到改善的效果明顯。而過去數次的檢討太着重通脹的因素，也過分誇大工資增加對市場和競爭力的影響，令最低工資未能與經濟和市場同步，基層最終未能實質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有團體提出「生活工資」概念，認為最低工資不應低於維持最基本生活開支的水平，但不同人有不同的生活需要，要訂立一個社會認可的標準難度很高。比較合理而簡明的做法，就是參考相對貧窮線的概念，我們工聯會建議將最低工資線的標準訂在個人入息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因此今年的最低工資應為四十二元五角，並應作出一年一檢，以減少滯後情況。
有人可能認為最低工資訂在四十二元五角是獅子開大口，但實際上只是追回過去多年的滯後。而現時失業率低至百分之二點八，在理論上全民就業的情況下，增加基層工資可吸引更多人投入勞動市場，促進經濟和消費，達致多贏局面。香港連續多年錄得可觀經濟增長，基層期待分享成果，如果當局仍以刻舟求劍的態度處理最低工資檢討，對勞工界多年爭取的訴求置若罔聞，實在是違背訂立最低工資促進社會共融的原意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