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因應集中權力、統一領導的需要，中共中央一系列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不斷增設、擴權、走到前台，形成了「小組治國」及「辦公室政治」體制。經過五年來的深度洗牌重塑，新時代的核心架構已然成形。今年黨政機構改革之後，對原有的小組及辦公室作出了大規模調整，多個領導小組改組為委員會，成為名副其實的常設實體機構，作為具體承辦日常事務的辦公室，亦隨之水漲船高，其運作模式發生了諸多變化。
首先是辦公室主任的高配升格。過去中央的辦公室多是普通的部級官員，中央財經辦、外事辦與台辦、編制辦一樣，主任都是正部級幹部。外事辦從二○○八年戴秉國以國務委員身份兼任後開始高配，而財經辦主任如王春正、朱之鑫、劉鶴都只兼任發改委副主任。但十八大之後新設的一系列辦公室，例如國安辦、深改辦、軍民融合辦，均由政治局委員兼任辦公室主任，甚至軍民融合辦乃由時任政治局常委、常務副總理張高麗兼任，其規格可謂前所未有，凸顯黨權擴大，惟網信辦延續以往級別。
十九大時，財經辦主任劉鶴、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均「入局」，並繼續兼掌各自辦公室。這都是創紀錄的安排，劉鶴成為中央財經辦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立以來第一位副國級主任；楊潔篪也是自一九九八年國務院外事辦改組為中央外事辦之後，首位「入局」的主任。這一方面強化了「黨管一切」，各辦公室進一步抬升權威，成為各自領域的運轉中樞；另一方面，朝臣家臣化、大僚幕僚化的趨勢也愈加明顯。
其次，辦公室開始與政府部委合流。十八大後新設的國安辦、深改辦、軍民融合辦開始都單設人馬班底，獨立於其他機構。這源於當時權力洗牌需要破舊立新，自然要另起爐灶、重新搭台。而如今整合之功大局落定，黨政軍民學實現了一盤棋，毋須再疊床架屋，而要適當精簡機構布局，減少多頭管理和職責分散交叉。
今年三月中央部委改革之後，多個辦公室與政府部委整合，一肩挑兩擔。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本附設在中財辦，而今與農業部合併組建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兼任農辦主任。中央國安辦原亦單設，如現任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就曾任國安辦常務副主任。今年三月之後，新任國安辦常務副主任由國安部部長陳文清兼任，深改辦常務副主任穆虹則成為國家發改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這都是整合信號。
而機構改革中新組建的委員會辦公室都設在已有機構，如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設在司法部，部長傅政華兼任法治辦副主任；中央審計委員會辦公室設在審計署。表面上，這好像是對政府部委的重視，實則不然。黨政合流後，行政取名，黨務取實，這些機構其實已變相劃歸中共中央系統，只是名字仍掛靠在國務院序列。
第三，辦公室陣容重組。由於相對部、委等規範化機構而言，辦公室的撤併組建要靈活得多，故而最能直觀反映權力沉浮。如前述的國安辦、深改辦等，就是加強黨中央集中領導的關鍵部署。
而受到整頓的領域，相關辦公室往往就面臨終結命運。在十八大之前，政法系統經過多年經營，不斷做大，在政法委之外，尚有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各設辦公室。已落台的政法高官中，周本順曾兼任綜治委副主任，李東生兼任防邪辦主任，楊煥寧兼任維穩辦主任。今年機構改革，這幾個機構及其辦公室悉數撤銷，一定程度上是清理餘毒的表現。